感谢【曾奇峰心理工作室】就《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对我进行的采访，以下为部分采访摘记。
来自采访中的视频截图
主持人：左灯你好，看到《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后，很喜欢这个封面，更喜欢这个名字。
我注意到书上有两个非常厉害的词“精神病院”和“抗抑郁”。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两个词之上都很多“污名”，也因此很多生了病的人不敢也不愿意和他人分享。
而你能够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感觉你真的很勇敢。可以讲一讲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有勇气，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吗？
左灯：哪里来的勇气啊，可能是梁静茹给的勇气吧。开个玩笑。要说这本书，其实是完全的“无心插柳”。我写下这些经历，起初也并不是为了出书或其他什么。
刚住院的时候，病的比较重，整天都处于一种“怀疑人生”的状态，人家说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就净琢磨“生的憋屈，死了拉倒”这种事。医生就说：你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沉沦在这种消极情绪里，你要试着去做点别的事，转移一下注意力。”
可是我当时什么也不想干，浑身就像被胶水黏住一样，还是那种502超强效强力胶，我觉得呼吸都很费劲，然后我爸就跟我说：“那你写一写吧，把自己在这里的经历写一写。”
因为我一直都是做文字工作的，对文字的力量有一种天生的推崇和敬仰，况且那时候我也的确只能做到“写一写”了，于是就“有的没的”一点点写了下来。初衷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别成天想着要死要解脱就行。
没想到现在书出版了，可能就是印证了我开头说的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也不是什么勇敢，就是一种运气。
主持人：在书中你提到了很多情感，同时提到了“病友情”。事实上我们很多读者对“精神病院”很好奇。
在我们的想象中，那是个有点恐惧，又有点神秘的地方。而精神科的医生仿佛在世界上开辟了一个新国度，在那里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你的眼中“精神病院”是个什么地方呢？你与病友们之间的情感又是什么样的呢？
左灯：其实，我一开始对精神病院这个地方的确是心存芥蒂的。你看那些个恐怖片、惊悚片，总是以精神病院做背景，人们对精神病人的印象也都是那种流着口水冲着你傻笑的，或者脱光衣服在大马路上裸奔诸如此类的。
以前我骂人的时候也会说：“是谁把你从精神病院里放出来的？”结果没想到我自己就住进去了，我当时真的有很强烈的“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的宿命感。
但是随着住院的日子越来越长，对病院里的人和事了解的越来越深入，我的想法也就慢慢改观了。我在书里对精神病院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小段——
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人与小孩之间是平等的，男人与女人是平等的，随波逐流和特立独行也是平等的。因为窗外世界的冷漠，大家挤在这里紧紧依偎、互相取暖。无论年龄性别，大家都是彼此最忠实的朋友。
即便是手机没有声音这样的小问题，也会引得众人全来帮忙；各个年龄层的人完全打成一片，老人、大人、年轻人、小孩子一起跳着古老的舞步，一起玩着纯朴的游戏；我与几个活泼的姑娘会在走廊里一边跳跃一边高歌，病房里的人们有的会直接加进合唱队伍，有的会走到走廊上，一边笑着一边鼓掌。大家都笑着，闹着，品尝着最平凡的快乐和内心最深处的感动。
在这里，我才会觉得，原来所有的大人，内心里也不过是一个小孩。揭下虚伪的社会面具，他们都有着天真、淘气、纯洁的灵魂。——《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
第二个问题，我与病友们的情感。病院不同于外界，其实住院以后，我常想起以前的生活，总是突然觉得那时正常的自己，还有大家都在心安理得地挥霍着时间和生命，毕竟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死亡是太抽象、太遥远的东西了。
但是在病院里，生死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可以这么说，死亡触手可及。在这样的生命共同体的命运面前，人们会发自内心地自发凝聚紧密起来。
病人们和家属们就是这样。你问我和病友们之间的情感，因为大家其实都是脆弱的，所以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地互相扶持着。所以谁有一点点困难，或者发病了，或者坚持不下去了，或者想要放弃了，几乎所有人都会忙前忙后地帮忙、劝导、张罗，真正体现了什么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而且这种感情不掺杂一点私欲和个人情感，有一个人发病了，哪怕另一个人，平时和他有过矛盾和过节，他也会二话不说、心甘情愿地上前帮忙，有时候我会想，这就是人美好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知道你的年龄不大，是个90后。而且很萌，你的文字也是古灵精怪的。很难想象这样可爱的女生，也会得抑郁症。
虽然现在的媒体都整天说“抑郁症”，但更多人依旧觉得距离我们生活很远。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得抑郁症的经过吗？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
左灯：首先非常感谢你！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说我“年龄不大”了，这几年光听到旁边的人跟我说“哎呀，你都这把年纪了”什么什么的。
至于我自己抑郁的原因，说来话长，那我就慢慢道来。可能大家都觉得，抑郁症是想太多了，一时间压力太大了，或者突然被一件事情刺激到了。当然，很多患者的抑郁症被触发，的确是由重大的创伤事件引起的，比如破产、失业、失恋、至亲离世等等。但是为什么有些人面对这些挫折，消沉十天半个月就能满血复活，而有些人就深陷抑郁症出不来了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比如说个人体质问题，有些人天生就是抑郁体质，他身体里的激素分泌不足，便很难去抵抗和释放悲伤的情绪，但这是医学的专业问题，我只是个患者，没法深入去说。
我们病院里的医生给我们普及抑郁症的时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认为相当形象：
如果把人比作一个地面，把创伤事件比作暴雨，正常人是一块平地，创伤事件如暴雨侵袭，也许会对地面造成一定伤害，但因为地是平的，雨水自然会“哗啦啦”流走；但是抑郁患者就是一块凹地，创伤事件即便结束，情绪的积水也无法排解，于是一直积蓄在这个凹地里，日积月累，不良情绪越积越多，积重难返，等到了一个点，就把人冲垮了。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抑郁患者就因为一件事过不去抑郁了。其实是有一定基础做前提的，有很多年甚至好几十年的不良情绪积压着，那件诱发抑郁的事情，可能只能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个人体质问题，还有一个人的个性问题，比如很多抑郁患者都是内向、沉默、自卑、缺乏安全感、不善于交际和表达自己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微笑型抑郁”，他们表面看起来往往乐观开朗、热情活泼，甚至是朋友圈里的“人气王”“开心果”，但这只是一种蓄意的伪装，他们内心里其实是非常不快乐的。
分析抑郁患者这些性格的成因，很多都可以联系到患者的原生家庭，比如家庭不完整，父爱母爱的缺失，或者父母教育上的问题，个人童年的痛苦经历等等。
总之，抑郁症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无法用一个理论一以贯之，它是多方面的原因相互影响、相互杂糅导致的结果。我曾听过一种说法——抑郁症是大脑的强制性重启。这就跟电脑运作一样，如果一直承受着过量的消极情绪超负荷运转，总有一天它会当机罢工。
主持人：我们看到你将自己的经历与情感很坦诚的分享出来，这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我们都很佩服你。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走出了抑郁呢？
而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抑郁”这段时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左灯：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希望得到的答案是：爱。是爱治愈了我。这当然没错；或者说是我坚强的信念带我走出来。但我太了解自己的德行了，其实我是个特别脆弱的人。
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希望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是——噢，因为左灯这么坚强，她才能被治愈，而我做不到这么坚强，那我还是等死吧。相反地，我希望让大家明白的一点是：哪怕我那么懦弱的人，都可以在科学治疗之后慢慢被治愈，那么你也一定可以。
所以，在这里我想理智客观地说，治愈我的关键一环就是——科学。我到现在还常常会说：感谢科学！
我在病院住院期间，接受的都是以目前医疗水平来说，比较科学的治疗方式。因此我渐渐康复，情绪开始变好，视野开始开阔，慢慢感知到世界的美好，那些本来觉得特别糟糕的事情，一下子就变的无关紧要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定要高举起科学旗帜。不要认为是自己太软弱，太没用了，所以才得病的，而应该用科学的眼光，就把它看成一种病，是病就需要治疗，就像《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书封上写的一样——“我们不是想太多，只是生病了”。既然生病了，就没必要对自己这么苛刻。
此外，更不要去想“为什么是我？为了偏偏是我得了这种病，偏偏是我要遭遇这一切？”看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对于命运这个东西，我也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心得，那就是面对命运，不公也好，诡谲也罢，你都不要去深究。不然，就全是为难，为难命运，也为难自己。
只消大步往前走，来什么便是什么。
另外，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病院治疗抑郁症的总体宗旨是：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很多人听了就觉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们觉得抑郁就是心理有问题，怎么还要吃药呢？这其实就暴露了公众对抑郁认知的盲区，其实一定程度的抑郁症是需要服药的，更严重的还需要进行手术，我在书里提到过，叫做电休克。
还有一部分人跟我说：“哎呀，我不敢吃药啊，吃抗抑郁药会不会损害脑子啊？！”我就回答说：是药三分毒，可能的确有损害，但是抑郁症本身对大脑的伤害应该要远远大于药物的伤害吧。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吃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治愈经验，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至于这段时光，其实也不能说回头看，因为客观来说，抑郁对于我，说的好听点，是形影不离，说的难听点，就叫阴魂不散了，对的，我现在不能说是完全摆脱抑郁了，毕竟我现在仍然在坚持吃药。
控制抑郁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比如说我，出院后还要吃至少一年半的药。对于抑郁，说要感谢他，其实我觉得很假，毕竟每个人都还是希望自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但我真的是很庆幸我经历了这样一段时光，以前总听别人说，“人生的转折点”“人生的转折点”，我就会想，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才能算的上：“人生转折点”。那对我来说，经历了抑郁这段时光，肯定就算是了。
它给了我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让我在步履匆匆的生活节奏中慢下来，审视自己的人生，自己周围的一切，让我整装旗鼓去直面生活的惨淡和热烈。
另外，再说的通俗一点，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我现在会非常“中二”地想象，自己身上带有使命，就是说：“是上帝派我去收集写书的素材的，他觉得差不多该把我降临于世的使命交给我了。”算是自嘲，也是自我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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