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逐渐认清“和平”与“卖国”之间的区别，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与高宗武一起，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史称“高陶事件”。“汪日密约”一公布，一时轰动海内外，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他认为陶希圣、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却不去擦拭，唯有仰天长叹。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试听。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也。”
陶希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这八年的抗战，可以用惨胜来形容。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何时打败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早在抗战之初，军政学界一些人士就对抗战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太大。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拥护汪精卫的一批政客时常在周佛海家中谈论抗战前程，因这批人主和，与时局高亢的主战声相悖，被戏称为“低调俱乐部”。
抗战损失大，欲对日和谈
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结局。若论抗敌人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质，且源源不断地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利成章的事嘛。”（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语）
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提出调停。期间，他特意提醒汪精卫，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被汪精卫拒绝了。
在此期间，唐绍仪的女儿带着某些人的意愿，来到汉口拜见蒋介石，之后单独面见汪精卫。她建议汪精卫应该跟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一起前往香港，与唐绍仪会商中日何谈之事。汪精卫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不可能背着蒋介石去和谈，并劝他赶紧离开回香港去，不然他就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
那么，汪精卫为何突然在同年12月，突然间率众离开重庆，去往河内呢？
当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强硬派实力又一次抬头，正在此时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此部分势力认为，应该扶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使它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从而打消了以蒋介石政权作为和平谈判的对手。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这时候，周佛海与高宗武（抗战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全权负责对日交涉）都认为：尽管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失败了，但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心意的途径，现在日华间全然断绝了关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取得联系的方法。
此时的周佛海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议，与陶希圣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此一机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周佛海
1938年2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高宗武在此掩护下，与日本驻港人士频繁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后来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更加荒唐的是，蒋介石没有料想到高宗武在密谈中，无意间给日本实力派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汪精卫等人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开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诗句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用“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
此后，周佛海从后台转向前台，积极推动“中日和谈”。而这时，汪精卫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
一踏出国门，便两世为人
1938年10月，从香港方面传来确切消息：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面“收拾时局”，并开启“中日和平”谈判。10月25日，武汉陷落。从26日起，汪精卫便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政府等问题。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往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而当时，有能力取代蒋介石的，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人而已。此时的近卫声明，无疑是公开给汪精卫抛来的“橄榄枝”。
与此同时，汪派代表与日方代表也达成了“重光堂”协议，此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古为特别防共地区；（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四）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六）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汪精卫
此时的重庆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夫妇。起初，他们并不主张邀请陶希圣参加，但是汪精卫极力主张陶希圣加入，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着头脑，等到知道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汪精卫在会商之外，单独召见了陶希圣，问他意见，陶希圣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由此可见，陶希圣起初并不是汪派的核心成员，那么最后为何甘愿冒险随汪精卫出逃呢？
一个主要的前提条件是，重光堂协议中日方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特别是里边提到了撤兵条款；其次正如高宗武在分析汪精卫出走时谈到：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少伤亡。此时的陶希圣，也是怀着这种“爱国之心”，抱着“吾曹不出，其苍生几何”之感。
同时，正如学者范泓先生所说的：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到武汉，陶希圣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在12月31日，陶希圣给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出走的原因：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见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苦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立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看着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
汪派人士之所以敢于出走，内心里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认为一旦汪精卫出走，竖起和平运动的大旗，那么云南四川及张发奎的军队，将积极响应汪的号召，逼蒋下野。同时，广东军队及其他军队，也将适时地响应这一运动。而汪精卫将在云南或四川组织政府，如此则避免了在日占区成立政府，被国人视为汉奸的嫌疑。同时，日本应帮助汪精卫组建50个师的军力，摆脱光杆司令的窘地。
汪精卫与蒋介石
可是，想要离开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汪系人马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回合。12月5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期间，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汪系人马以为事情败露，异常紧张。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10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在旅社暂住，等待汪精卫。
由于蒋介石的不期而回，汪精卫不敢突然离去，只得等待一段时间。后来，汪向蒋介石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昆明进行演讲。汪乃演讲高手，此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18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抵达昆明。由龙云迎接到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任何访客，只与龙云密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在安南河南机场。曾此踏出国门，两世为人。
汪精卫在飞机上非常紧张，怀疑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将派飞机拦截，逼他降落重庆。他对同伴说：“现在飞机是向南飞，阳光从右边进来。如果发现阴影有所移动，你们马上跳进驾驶舱，强迫机师导正航向。”
底线不能破，破了是汉奸
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日本方面按照先前的协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汪精卫遍查此次声明，居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撤兵的文字，这对他的震动可想而知。但是事已至此，箭在弦上，只好依约响应。不过，此时的汪精卫还不愿彻彻底底地做汉奸，在声明中呼吁重庆政府重启和谈的同时，例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声明稿写好后，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交给顾孟余发表。
顾孟余看到声明稿后，大吃一惊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汪）覆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可惜，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根本不听从顾孟余的劝告，仍然按照汪的意思将声明于12月31日发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
汪精卫的艳电发出之后，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造成了汪对蒋的痛恨。与此同时，原先同情汪和平运动的人士们，读到这封电报之后，响起了一致的批评声。没过多久，军统特务在河内暗杀汪精卫不成，杀了其亲信曾仲鸣，彻底地将汪激怒，踏进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此时的陶希圣在香港住下来，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沦陷情况，并借机访问周作人。周作人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并明确地托武仙卿告诫陶希圣“干不得”。
随着汪派人士与日本的谈判深入，日方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后续的谈判内容，已经明显地违背了近卫声明以及重光堂协议。本来在重光堂会议中，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当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原先计划的龙云、张发奎等将领的响应并没有到来，无一兵一卒的汪派，哪来的实力去建立政府？
与此同时，汪派内部也发生了分歧。陶希圣与高宗武、陈公博认为，在敌区外建立政权，充其量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但是这不是卖国投敌。一旦在南京建立政权，那跟做汉奸就无甚区别了。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最后的底线。倘若这个底线突破，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被排斥。
陶希圣逐渐地认清了日本的本来面目，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日方的目的不在于和谈，而在灭亡中国。在日后与自己的学生何兹全谈到这段经历时，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发觉了日方的“亡我之心”，以及汪派人士的甘心投敌，陶希圣在心中已经萌发起出走的念头。那么，在香港——英国殖民地，如此方便的时候不走，为何又要跑到日本占领区的上海，才真正地跟汪精卫一刀两断呢？
报知遇之恩，公切莫渡河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当1944年汪精卫的死讯传到重庆后，此时陶希圣或许会默念《乐府》里的这首古辞。
认清了日本人的本来面目后，陶希圣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十分焦虑脾气暴躁。想一走了之，却又“舍不得”汪精卫。中国士大夫一直讲究士为知己者死，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陶希圣这代知识分子，自然摆脱不了这一信条。从1928年在武汉之际，陶希圣就深得汪精卫赏识，一路走来，自难忘怀。
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等激烈地争论着，所争之事，就是汪精卫到底应不应该进入沦陷区。后来，还是周佛海等的意见占了主流。汪精卫即将从河内转赴上海，彻彻底底地踏进汉奸的道路。
在离开香港赴上海沦陷区的前夕，陶希圣对自己的女儿陶琴薰解释他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两人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着誓地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要到上海去，为的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位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救出汪先生。我要去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我不曾作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然而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进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着赌着生命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
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在上海依次进行着，事情地发展完全地背离了重光堂协议。倘若汪精卫等一旦在条约上签字，那么他汉奸的帽子是永世摘不下来。
在合约即将签订之前，陶希圣把日方条约的真正野心——层层吞噬中国，解释给汪精卫听：这无异于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次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汪精卫听后大为气馁，他密诏高宗武、陶希圣商量立即中止谈判，摆脱日本人控制，发表声明，出国隐居。陶希圣、高宗武表示赞同，周佛海梅思平则极力反对。此时，日本谈判人员影佐祯昭得知此时，急急赶来见汪。听到汪大谈其为了和平，脱离重庆，来到日占区谈判的不易，没想到是今天这样的结局时，影佐祯昭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本上。这是，他请求汪许可他再去东京一趟，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在影佐祯昭走后，汪精卫召集部下，将刚才的经过诉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的”。听到此处，陶希圣愤而站起，脱口而出：“那是鳄鱼的眼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
影佐祯昭回到东京之后，事情毫无进展，日方坚决要求按照原先的方案进行，并且催促及早与汪精卫签订密约。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签字就在旦夕之间。
在大错即将铸成之前，陶希圣、高宗武、陈公博决定做最后的努力，阻止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给汪精卫出了上中下三策：上册，立马离开，到达安全地方后，公布日方条件，从而加强全国人民抗战之心；中策，搬到法租界，告诉日本人中止谈判，以后也不会再谈；下策，在上海沦陷区住下去，拒绝一切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最后高宗武忠告汪精卫：“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府，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就分手。”
1939年12月28日，双方谈判完成，签约在即。陶希圣回到住处，将防备七十六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组织）暗杀的手枪卸下。其妻子问陶希圣：“陈公博走了，你要签字吗？”陶希圣回答：“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其妻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
陶希圣与万冰如
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跟他一起签字的是周佛海和梅思平。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签约的这天晚上，高宗武去探望陶希圣。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宗武问，陶希圣反问：“我们离开？”，“那我们还等什么！”高宗武回答。
1940年元旦，为了避免汪精卫、周佛海的怀疑，陶希圣给他们去拜年。拜完年之后，陈璧君主张让陶希圣补签。汪精卫此时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倘若此刻陶希圣拒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签了，即使逃离上海，那也要洗脱不了自己卖国贼的骂名。
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精卫，顺利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跟高宗武联名给汪精卫发出一封电报，劝他回头是岸，并告诫“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几天后，汪精卫派其秘书带信来香港劝他俩回去，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回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是在信中，没有提条约，也没有提组织政府之事。高陶二人知道，回去无疑于羊入虎口，于事无补了。
陶希圣（右）与高宗武（左）
1月22日，两人将高宗武秘密拍摄的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件。
陶希圣后来返回重庆，担任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等职务，后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高宗武则在1940年4月去往美国，从此不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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