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55年9月27日下午17时，坐标：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事件：授元帅军衔及授予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在此敲黑板，划重点，元帅虽然是军衔，但请注意前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说，十大元帅获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而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这与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等将衔的前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质的区别。
另外，虽然授衔的是十位元帅，但真正出席授衔仪式的却只有7位，缺席的三位分别是排名第三、第四和第十的林彪、刘伯承和叶剑英。如此高光荣耀的人生巅峰时刻，居然也会缺席，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历史事实。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两个创始人，号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居然双双缺席了中共一大。言归正传，授衔之时，林彪和刘伯承都在青岛养病，看似因病缺席，但似乎也不太成立，因为据当时奉命赶赴青岛为两位元帅拍摄元帅服照片的摄影师李华事后回忆，当时两位元帅的精神状态似乎不错，纵使有病，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只是身体状况欠佳，长期休养，貌似也不至于无法出席授衔仪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人压根不愿意出席。众所周知，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较浅，就比罗荣桓元帅稍微高一点，却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纵然功劳较大，但在军队这种更在乎资历的地方吃，似乎还是高了点。
没大病就推却，似乎在躲避，林彪为何如此？关于元帅排名，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
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资料评定，除了党内军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
林彪就是林彪，林彪自然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像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躲避可能的麻烦和困扰，躲避人们可以想像的种种......
至于刘伯承元帅的缺席，官方说辞是身体不好，又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物，请了假。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推敲似乎也不成立，不知这位军神元帅究竟是如何考虑的，难道是想到了杯酒释兵权或者火烧庆功楼？要知道，解放之后，刘伯承元帅似乎就主要退了二线，去搞军校建设了，大家自行补脑。
至于叶剑英元帅，据曾在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央军委决定1955年下半年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抗登陆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总指挥。由于这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叶剑英8月就到大连紧张筹备，所以走不开。为此，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报告，表示不能参加典礼。经中央军委批准，工作人员代叶剑英领了元帅服。这个说法还算过得去吧，毕竟是为了工作吗，在当时大连到北京又没有航班，折腾一趟也许真的挺麻烦。
分析缺席授衔仪式的三位元帅的原因，花的笔墨多了点，下面着重分析一下十位元帅的“资质”问题。
1955年我军实行的军衔制，对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很高。这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写到：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看似标准很高，但有些模糊。
一、“红军之父”朱德元帅。年高德昭，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第18集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怎可能不是元帅。 回顾朱德元帅的经历，他是在“被坑 ”中确立地位的。南昌起义军南下之后，在著名的“三河坝分兵”中，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带领起义主力南下，而让朱德带领少数人殿后，负责狙击，我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舍车保帅，要牺牲朱德等人保全主力部队，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朱德元帅把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带上了井冈山，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奠定了他在军中的地位。下面多说一点，稍安勿躁。
朱德1886年生，四川仪陇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出身滇军，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资历很深，早期经历不再一一赘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朱德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初中历史教材中，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我记得是这样叙述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在这5个人当中，走出了一位共和国总理，三位共和国元帅，叶挺如果不是飞机失事，也一定是元帅军衔。但历史事实是，朱德压根进不了这个名单，他根本就不在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名单里，而这个名单里，甚至还有郭沫若。很明显，朱德是因为后来的历史地位，“蹭”进了这个名单。
南昌起义时，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注意，下面开始敲黑板，划重点。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 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后来的经历不必多言，朱德长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后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的元帅之首位置，当之无愧。
二、“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1898年生，湖南湘潭人，勇猛刚烈，军内仅次于朱德的二号人物，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元帅军衔妥妥的。彭德怀元帅是一员猛将，毛主席曾为其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路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
三、“红军灵鹰”林彪元帅。常战常胜，虽然资历浅了些，但那是因为年龄小的缘故，1932年25岁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叫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115师师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他的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他是战功最大的元帅！
四、“军神”刘伯承元帅。多谋善断，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的129师师长，解放战争中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初中课本上就有刘邓大军千里挺近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没什么可说的!
五、“贺胡子”贺龙元帅。创立源头，他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120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不说别的，就凭南昌起义总指挥这一条，元帅，必须的！
六、“诗人”陈毅元帅。能文能武，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和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中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代表，他必须是元帅！
七、“政工元帅”罗荣桓。军政皆能，他是十大元帅中唯一参加了秋收起义的，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代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政委制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色，作为军队中政委的杰出代表，又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只能是元帅！
八、“北方帅星”徐向前。智勇双全，他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因为张国焘的原因，他也是最委屈的元帅。在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元帅说了“天下红军是一家，哪儿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样暖心的话，但在毛泽东争取陈昌浩失败后，星夜争取他的关键时刻， 他态度模糊，说了什么既然会师了就不宜再分开等云云，最终还是和陈昌浩一块去追随张国焘了。长征结束后，一直不受重用，没有担任过正职和要职，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副师长，成为刘伯承的副手，解放战争中领导了一系列解放山西的战役，彰显了他的军事才能。尽管如此，因为张国焘叛变了，陈昌浩比窦娥还冤，作为红四方面军“三驾马车”的总指挥和最后代表人物，也许排名靠后了点，但，出于山头平衡考量，元帅军衔必须给！
九、“儒帅”聂荣臻儒雅忠勇，个人认为，如果十大元帅中必须去掉一个，那只能是聂荣臻了，尽管他的资历也很老，参与筹建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但都不是主要角色，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一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相比较其他元帅，稍微差了点！但也不能怪人家，话说建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有人指挥了，三大方面军一、二、四也有人领导了，抗日战争时期115、120和129三大主力师也都有师长了，解放战争四大野战军也都有主官了，他们都成了元帅，可十大元帅还差一个，聂帅只好上了！
十、“叶参座”叶剑英元帅。机敏异常，号称党内的“小诸葛”，毛主席评价他：吕端大事不糊涂。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军事才能不十分显著，属于高级智囊型角色，同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如果不是最高军衔，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长征中四川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这段话说的比较含糊，确切的是因为“密电事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闻讯大震，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
关于争议。有人说粟裕应该授予元帅，这仅仅是基于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辉煌战绩和战功而得出的不理性结论。总览粟裕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均为达到授予元帅军衔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粟裕的最高军职是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十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粟裕的最高军职是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最高军职是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由此可见，粟裕授予大将军衔是合适的。
有人说，如何叶挺活着会怎样？叶挺，北伐先锋，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间脱党流亡海外十年，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军长，仅凭上述资历，如果活着，必将授予元帅军衔，那么谁将无缘元帅呢？有人说，会是排名最后的叶剑英元帅，其实非也。陈毅元帅授衔之时已经不在军队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按照正常情况，将不再授予军衔，但因为十大元帅中必须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代表，粟裕资历又不够，所以在毛主席的坚持下，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所以，如果叶挺活着，将取代陈毅成为元帅。
花絮：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领导
115师 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120师 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 克
129师 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6个人中有5个都是元帅，唯有萧克，连大将都不是，仅仅是上将，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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