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相期不负平生，幸有后来知己

《战天京》：相期不负平生，幸有后来知己

晚清“中兴”，离不开几位平定太平天国的汉臣。天京一战，汉臣才真真正正获得满清贵族的信任，逐步进入权利中枢，能够左右时局。这一切的布局者是曾国藩，但也不仅仅是曾国藩。如果没有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甚至皇室宗亲肃顺的鼎力相助，所谓“中兴”也必是镜花水月。

历史曾被人称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个解读者出于自身的目的，偏向于对自身有利的解读。例如孔子为复周礼，将尧舜打扮成谦谦君子，禅让天下。若无《竹书纪年》，恐怕我们也就无从探究历史的另一面。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历史，以最大限度的恢复其本来面貌？谭伯牛的《战天京》无疑向大家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天京之战时中兴名臣的书信往来、奏摺、笔记等第一手史料，来揣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再以历史事件进行验证，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

近年来“曾学”成为显学，研究曾国藩的书籍汗牛充栋。有的从成功学角度研究，中人之资的曾国藩如何能够位极人臣；有的从职场角度研究，根据曾国藩的奏摺来阐述如何写出完美的职场报告；有的从经济角度研究，如何理财收支平衡；可这些是曾国藩吗？人，从来是一个整体，割裂出任何一部分，均不可能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有的侧面，均是管中窥豹，犹如盲人摸象，无益于我们对一个真实历史人物完整的认知。唯有研究人物的内核，所遭遇的挫折以及成长环境互相作用下，所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性格，才能更加真实的认识一个人。谭伯牛无疑是聪明的，恰恰截取了这些瞬间，再配以小说的写作手法，使一个个晚清名臣变得鲜活，同时晚清的政治画卷也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若是配合《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起读，会发现一些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湘军的创办者是谁，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如何。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每个作者选取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在所难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历史研究写作的方法，使历史不再生硬是其功绩所在。常常有人感叹年轻人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不爱历史，幸好有谭伯牛、当年明月、黄仁宇给出了另类解读历史的方法，这应该是历史之幸。

当一个人被封神，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使我们看不清这个人，先入为主的揣度这个人一切都是美好的，道德上没有瑕疵，人格上魅力无穷。幸好有谭伯牛们，使神走下神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将才，也曾轻敌致败，狼狈求死；也曾功名利禄缠身，并非功成身退无意求名。更会知道左宗棠虽有收复新疆之功，却是一个极品狂傲自大，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之徒。也会知道李鸿章运筹帷幄、圆滑世故，但可同甘不可共苦。这些不是定论，但谭伯牛通过具体事例让读者去感悟，给读者留下无限匹配自身社会经验的思考。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窥探人物性格的最佳路径。彼时没有电话、视频，文字是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谭伯牛聪明的选择了书信、笔记、奏摺这些信息载体，去伪存真，勾勒出了晚清名臣的社会关系网络。幸好他们所处的时代离我们远又不远，远到抽身事外，不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远，是这些资料得以流传，还没有散轶到无影无踪。这是谭伯牛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解读这些历史有何意义，那只是过去？谭伯牛没有回答，其实他是在用行动回答，这本书能够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他的回答了。往远了说，解读这些历史，是在回答我是谁，从哪里了，去往哪里的哲学命题。往近了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个世界。这两点，也是历史的意义吧。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远在西北，与曾国藩之间有过多次龌龊的左宗棠寄来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起于微末，连个进士都没中，只能窝在幕中。虽有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名，那也只是虚名罢了。幸有曾国藩的举荐，左宗棠才得以一展平生抱负，终成功业。可惜，左宗棠心胸狭隘，容不得别人盖过自己的名声，与曾国藩多次发生龌龊。

或许，左宗棠在曾国藩盖棺定论的时候会出言相讥。可惜，我们错了，左宗棠的挽联对他高度评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政敌，而是朋友。

一百五十年后看那段历史，我们会记住他们之间的龌龊，忘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让这段友谊重见天日的，正是谭伯牛，这是左宗棠、曾国藩之幸。

无疑，谭伯牛是他们的知己，一百五十年之后的知己。

幸好有你，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