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截自学习强国APP
2019年5月21日这天，学习强国APP的推荐页面上，《每日一星》栏目的荐读文章，标题是《党史研究专家 金冲及》。恰好上个月4月23日全民读书节时，我选购了金冲及先生的两本著作，《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后文简称《生死关头》）和《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经过一个月的研读学习，我对党史有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了解，诸多疑惑逐一解开，很多细节的史实知识得以普及，对金老的研究功底和理论水平钦佩不已。
学习强国APP上的文章，由《光明日报》供稿，全方位梳理和介绍了金冲及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并给出了极高的赞誉。正所谓“知人论世”——了解作者的经历与时代大背景，这篇文章作为极佳的补充阅读材料，与我近来的党史自主学习相得益彰。
金冲及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著名的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革命运动、国共斗争、共御外辱、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得与失、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正如文章小标题总结的那样，金老一生“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为伟人立传”、“为后学立范”。对于这段历史，他既是亲历者，也是研究者，他在《生死关头》中《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文里说，在一次讨论会上，他与朋友辩论，朋友说，现在都是成王败寇，成功的便都好，失败的都不好，金老并不同意，他拿自己举例子——
“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说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成功了，当时看起来国民党仿佛还占优势。评论事情总有个客观标准，那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有利还是不利。国民党那时太不得人心了。我们是根据亲眼看到的大量事实，经过自己的思考、反复比较后才做出那个当时不容易做出的决定。我讲这段历史，只是想说明，新中国前30年中的许多事情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很多问题在自己的思想上也曾做过这样、那样的思考。”
读金老的《生死关头》，我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也正因如此。历史评说绝非简单化的成王败寇，而是要汇总大量事实，反复比较，深入思考。历史研究需要对长时段进行总结和提炼，但只聚焦于百年来的大脉络，而忽视甚至无视其渐变的细节与过程，则会有“许多历史大事件是突然间发生”的误解。
图2翻拍自本书封皮
《生死关头》这本书，更像是一本论文集。十八篇文章主题鲜明，都是金老的发表论文或讲座文稿，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线索进行排序。长则五六十页，短则十页以内。论文的特点是，观点凝练鲜明，史料准确充分，结论富于启发。尤其是史学大家的论文，干货颇多，需要研读。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更适合的阅读方式是，每晚静心细读完整的一篇文章。一个月，差不多可以完成整本书的学习。
《生死关头》由三联书店于2016年8月出版，我购买的这本书是2018年11月重印的。此书曾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当当网一直将这本书置于好书榜单中。对于党史学习，坦白说，我的积极性一直有待提升。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华诞，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央视推出了一批精品主旋律电视剧，讲述党的早期领导的人生故事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历程。金老的名字也在不少电视剧开头以顾问身份亮相。
优秀文艺作品的特点之一，便是给人以代入感，给人以启迪与鼓舞。在观看主旋律电视剧时，我被剧中的情节，也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所深深地吸引了，但党史知识的匮乏之感也随之显现。于是，我前所未有地想要探知这段历史，想要拨开时间的迷雾，去看原原本本的、细致可感的历史。对，要补课！
党史，我们其实都有基本的知识储备。从中学时代的历史课，到大学时代的思政课，再到入党前后一以贯之的党课，还有主流媒体、报刊书籍、文艺作品的宣传普及。但基本的知识储备不等于丰富的知识储备，更不等于置身于历史环境中去思考和感悟，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阅读和学习。
在《生死关头》中第14篇文章《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开篇部分，金老引用了他的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段话，时年九十多岁的任先生说：“只有历经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结尾部分，金老又引用了习近平同志的一大段话：“现在大多数在职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也没有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很需要组织和引导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整个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和革命传统教育。”对此，我深以为然。
图3翻拍自本书封底
研读这本《生死关头》，我感触很深，收获颇丰。首先是进一步理清了党的道路历程，尤其是弄清了数次生死关头的艰难抉择；其次是对于之前反复学习的党史大事件及从中提炼出的理论，做了大量细节知识的补充，对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渐进、重大影响有了更深的领悟；再次就是共情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不仅把党史当历史来看，更要把自己放进当时的环境，用同理心去感受，为什么我们党这样选择？为什么会走这样的弯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得与失？从而强化这种不断传承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那么，这十八篇文章横跨八九十年，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千年的开启，探究了党在生死关头的哪些艰难抉择呢？以下仅做逐篇复习，可视为读书笔记。
一、《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1989年5月5日至7日五四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
思想上，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思想冲击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思想；政治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试验以破产告终；国际上，资本主义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地爆发，而在苏俄，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显露出新生的希望。金老在这里说，“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的产物。”
然而，“那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很难把它们分辨清楚。”不少进步青年曾受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也曾参与过“工读互助团”等组织，即边劳动边学习、财产共有的小团体。由于对各种思潮的认知浮于表面和行动过于理想化，不少满腔热情的进步青年屡屡碰壁。也正是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后，一批青年人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
金老总结当时青年的思考路径时说，“既不应当为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旧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凭善良的愿望或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这自然比坐而论道要艰苦得多。”
二、《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
本文发表于2011年，即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党成立九十周年。主要剖析了前后相隔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党的成立，这三件大事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并提炼出党的三个特点，即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虽然辛亥革命没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五四运动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扫荡式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准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金老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有着跟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三个特点”：一是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二是从成立之初就决心深入基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做群众工作，三是建设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之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全国台办主任培训班的讲课提纲，1996年9月印发）
本文对1924—1927年全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和成果、大革命从顺利推进到最终失败与蒋介石反共活动的步步紧逼的过程做了叙述和分析，并总结出几点启示，我认为其中最具启发的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总结——
“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有了这两方面的沉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包括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才有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对这些经验做了精辟的概括，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有联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斗争中要有‘有理、有利、有节’，要做到‘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争取时局好转’而又准备‘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如此等等。”
四、《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原文载于《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中共六大召开时，距大革命失败不满一年，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几乎遭到摧毁性打击，党员人数从近六万锐减至一万多。共产党人并没有畏缩不前，而是重振旗鼓，开始新的战斗，但却面临一种新的危险，即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
十一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将希望寄予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但广州起义仅三天便失败，湖南暴动一开始就被镇压，湖北暴动没能发动起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先后牺牲。惨痛的教训让急躁冲动的心平静下来，盲目蛮干不可取。
到1928年2月，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激烈争论在党内发生了。粗看来，中央主要负责人比以前更强调革命潮流的“高涨”，但似乎认识上又出现重大反复。金老仔细研究他们的发言认为“他们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当前局势困难重重，党需休整一段时间后以更大的力量来争取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心生顾虑，认为说革命低落会产生消极影响，越在困难时越需要以乐观的估计来鼓舞人们。
同样是在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份决议明确了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内强有力的新的高潮，目前应积极争取工农群众，准备革命新的高潮，并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革命形势没有广泛的群众革命高潮，三是革命工作重点从千方百计组织暴动转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以争取群众作为首要任务，反对“左倾”危险。
图4截自《那年那兔那些事》
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原文载于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71册，1999年3月）
本文全长六十页，是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也是给我以深刻启示的一篇。史料丰富，说理有力，让我真切地明白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背后的血泪教训。
第一次“左倾”错误发生于192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以盲动主义为特点，这部分在前一篇文章开头部分也探讨过。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于中共六大召开后两年的1930年夏，金老指出两者的明显不同在于：“第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第二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爆发大规模混战、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做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主义。”
中共六大纠正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全党的作风有明显的改变，注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努力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工农红军力量发展迅速并建立起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因受到共产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两方面影响，党因“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次蒙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方面，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着重批判布哈林“右倾”后，在1929年，共产国际四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反右倾；国内局势方面，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特征是，“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象，急于求成”。
第二次“左倾错误”持续了三个月，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遭受很大损失。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允许范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要求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这次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几乎紧接着第二次“左倾”错误而来，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历时四年之久。这两次“左倾”错误的区别在于，一是“它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形成的，比前两次更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国际的主张”，二是在全盘工作部署上，它“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事务处处横加干涉，逐渐发展到控制一切的程度，结果就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几乎把艰难缔造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全部断送掉”。
金老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这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之前，主要的内容是在‘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的旗号下，改组中共中央”；二是“从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到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前”，这时“左倾”错误全面展开；三是“从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长征，党再一次濒临大失败的边缘。
金老对这三个阶段的论述十分详细，帮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左倾”错误的控制力之大和毁灭性之强，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意义就在于此。
基于以上对史实的梳理和论述，本文最后一部分对产生错误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值得反复研读，用心体会。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接连发生？“为什么许多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东西，当事人在那时却十分认真地对待，似乎充满信心？”
金老指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主观主义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总是单凭热情，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搬用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去下苦功夫对周围复杂的真实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冷静的分析，这就不能找出解决问题切实有效的办法。”
“这种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国近代国情这个客观实际没有真切的了解，把它看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金老详细分析了各方力量对比问题、我国的发展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等。他引用洛甫在中共七大的一句话：“我们只要马虎一点，成千上万人的血就会因为我们的马虎而白流了。所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金老指出，“左倾”错误的负责人，尤其是第三次错误的负责人，总是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不仅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者，甚至用严厉的组织措施来确保他们的主张得以贯彻执行。而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全党在实践中获得的正确认识不断集中起来，这样才能补救少数人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做自我批评时说：“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对此，金老强调，“从根本上说，要指导一个国家的活动，必须从它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它的情况有系统而细致的了解，正确地把握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层的要求和情绪，才能对不断变动着的形势做出准确的估量，采取恰当的对策。”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读罢此文，对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熟悉的词汇，也就是金老总结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而得出的三条基本结论”，我的认识和理解有了生动历史的厚重感和惨痛教训的伤痛感。
六、《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原文载于《人民日报》2015年1月15日第7版，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的论文）
本文全长九页，适合与前一篇文章放在一起来看，会更加明白为何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如金老所说：“任何重要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即“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前一篇文章末尾总结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经遵义会议而逐步“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了全党新的传统。”
七、《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原文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本文全长近五十页，重点分析了中央红军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这四个多月的战略战术及其变化。长征究竟目的地在何方？在多方政治势力盘踞、且不具备建立根据地条件的多事之地，如何尽力保全红军？蒋介石的排兵布阵为何始终追不上红军的节奏？读罢此文，上述疑惑一一找到了答案。
金老将中央红军能够取得成功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及时对行动方针做出重大调整，即“在实际活动中去摸索，敏锐地观察动向，沉着地做出判断，灵活应对”；二是红军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力量，勇往直前，坚不可摧。
图5截自《那年那兔那些事》
八、《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原文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本文全长近五十页，论述了从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年多时间，党实现了从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大转变。面对日寇侵犯，全民族空前团结抗战，这似乎理所应当。但要知道，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加紧对共产党人的迫害，直至红军长征依旧前追后堵，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1935年最后两个月，两件事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国难更加深重，二是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传回国内，即团结抗日，救亡图存。12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之后，毛泽东同志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金老认为“这篇讲话，更透辟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明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预见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金老认为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将党和红军消灭于陕北一隅。因此，最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包括蒋介石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之后，红军历经东征和西征，与南面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关系密切。1936年6月，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打着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日政策明显变化，争取蒋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出现。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党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信中首次称呼蒋为蒋委员长，正式提出国共合作主张。
从“逼蒋抗日”到实现“联蒋抗日”，过程依旧艰难。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从很大程度上促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毛泽东在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西安事变给予高度评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逼着他转变……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金老指出，“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刚两天、政治局势还显得有些扑朔迷离的时候，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说得这样明白和肯定，真是难得。”
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次日，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毛泽东在之后一次发言中提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这就使党在抗战时期，有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九、《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抗战初期，党内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其核心就是党在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
金老认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的领导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深远的战略眼光、果断的胆略，不是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锐地抓住全局中的关键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自苏联归国的王明却在十二月会议上，着重批评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强调一切“服从”蒋介石，要拥护蒋的“统一”指挥。此外，王明急于离开延安前往武汉，但因“脚跟轻，腹中空”，并未受到蒋的重视。
金老分析，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王明的言论之所以影响了不少人，是因为他曾扬言同斯大林谈过话。但事实上，金老考察史实后指出，共产国际并没有让王明等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纠正党的“路线不正确”。当共产国际了解王明的所作所为和党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清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两个根本问题，并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以正面说理的方式做总结，来纠正王明的错误。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明确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
十、《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原文载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本文写于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金老将抗战最为深远的影响总结为三方面：“一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三是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来侵略的高度民族自信和提出的正确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接受。”
十一、《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
金老举了下棋的例子，说明要想看懂变化多端的棋局，弄清某一方因何胜利或失败，就需要同时看双方如何布局落子。因此，金老在本文将双方军事将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对比分析，探究解放战中的战略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金老指出：“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说，自然取决于客观因素是否具备，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胜利一方各级将领、战士以及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有了这些条件后，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可以起‘决定’作用。”
毛泽东并非军人出身，他之所以成为出色的军事统帅，办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是投身于战争的实践中去，二是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思索和解决”。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对“军事统帅如何才能正确地指挥作战”做了两段具体清晰的叙述，值得反复研读，其中一句是：“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查，和对于各种侦查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金老认为，在12年后的三大战略决战时，毛泽东也是这样思考和践行的。
“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在决定发动战略决战时，我方兵力还未超过对方，做出如此决定，其大智大勇可想而知。在敌人还没来及决策逃跑前，我军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 ，组织战略决战。
抓住决战时机后，军事统帅不仅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突破口，这又是一大考验。毛泽东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那么足以影响全局的“第一个战斗”要怎样打好呢？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
金老列举在三大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几乎都采取奇袭的作战方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对方的部署和心理，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直至最终全胜。三大战略决战是在通盘筹划之下，环环相扣、互相照应、一气呵成的。此外，军事胜利不仅要靠军队，还要靠民众的支持。“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兵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
金老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毛泽东还“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和决策。”
而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大权独揽、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缺乏章法、预见性差、决心动摇。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评价道：“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如此对比，战争的胜败结局可想而知。
图6截自《那年那兔那些事》
十二、《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原文载于《人民日报1999年8月26日）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为了共和国诞生而进行的革命事业，第二部分论述了新中国诞生前绘制建设新中国的蓝图。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面临的紧张局势和艰难险阻：军事上，国民党在大陆剩余一百多万军队负隅顽抗，盘踞山林的两百多万土匪欺压百姓；经济上，“财政经济已陷入总崩溃，生产萎靡，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灾情严重”。但人民政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在全国解放、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外交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曾经一蹶不振的中华大地重现生机。
金老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金老回答了为何许多青年对此问题缺乏了解，他认为“他们太年轻没有亲身在旧中国那种环境中生活过，也许很难想象当年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也很难体会到改变这种境遇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我想全段摘录金老本文的最后一段话，类似的表述出现在多篇文章的结尾处，可以看出这是金老的肺腑之言，也是对后辈青年人的教诲与期许，抄录在此以自勉——“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奋斗的历史，就像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所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他的前面去，前人有过的挫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先人的业绩是不会被淡忘的，它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并将激励后人更加奋发地前进。”
十三、《新中国的第一年》（原文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9月30日）
在我们普遍的印象中，历史课讲到新中国建立，浮现于脑海的总是天安门城楼。但实际上，金老前一篇的第三部分和这篇文章都是想要告诉我们，短短一年之间，原本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是如何艰难地重获生机，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一年时，也就是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从五方面总结了一年来的成绩：“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
十四、《新中国的前三十年》（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文史大讲堂所做报告的记录文稿）
这篇文章是金老在北大文史大讲堂两个多小时的讲座文稿，因为主要面向青年大学生，所以这场讲座重在沟通和启发，学术性略低于其他的发表论文，读起来很畅快，最重要的是，它解答了不少青年人迫切想知道但却迷雾重重难寻答案的问题，这从本文三部分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关于“大跃进”，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相信同龄人阅读此文后，都会有一种拨开迷雾的清朗之感。本文值得认真阅读，并且有必要推荐阅读。
十五、《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在完成一化三改造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而本文之所以要再探讨这一阶段，是因为金老希望用此文来回应并纠正某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同意见，比如，有人认为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是回归到新民主主义。
金老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否处于主体的地位。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是为了稳健过渡并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金老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时，主要有两条缺点和失误，一是后期走得过快过急，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纯而又纯”。对此，金老打了一个他认为“也许不恰当的比喻”，他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要想分娩，就必须具备基本条件，否则只有四五个月只能算流产，而八月降生，可能会有先天不足的后遗症，但我们首先要欢呼新生命的诞生，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后天加以调整补充。
图7截自《那年那兔那些事》
十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
去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已深入人心。这篇文章写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2008年，无论过去多久，我们都应记得来时的路。正如金老开篇点出的那样，“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经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了第一步。”
金老归结出“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的两大难题：过去，“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遗留问题堆积如山，人们思想非常混乱；未来，必须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全新思路，为打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奠定坚实基础。历史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努力，很好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易位而处，才能知其不易。
十七、《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原文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9月27日）
十八、《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原文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9日）
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于新世纪前后，也是我们九零后渐渐懂事、开始成长的时候。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也有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此时重读这两篇文章，或许能够明白金老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我们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没有经历过战争、饥荒和动乱，没有参与过革命，但我们面对的也许是更加复杂的世界，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将是主角。这就更加需要读懂历史，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展望未来，踏实前行。
图8截自《那年那兔那些事》
无论走多久，勿忘来时路。历久弥新，矢志不渝。
2019.5.30 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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