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多年前,一位历经沧桑、独善其思其行的湘人,伏案执笔,写下了自己的心语:
“无兵不足深忧,无响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其可为浩叹也。”
这位笔书“浩叹”的浩叹者,即是“岂惟近代,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的曾国藩。
曾文正公“浩叹”者何?成事之人!怎样的成事之人?“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人生样态之人。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属人的世界”即有这样的人,何必浩叹?惟其“不可亟得”——稀有而难得,惟其不在我辈成事之列,故而长叹也!正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如此书札的内容,即便不逐字精解,也是让人一睹而粗通的,其旨要更是不难为人所撷取的,关键则在于其“比较型的思维方式”和“比较式的识人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在“不足深忧”“不足痛哭”与“可为浩叹”的比较思维中,孰轻孰重,何者何人最可宝贵,不是最为清晰可见,让人确定该珍惜珍重什么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曾国藩不懂吗?但他却注重在“攘利不先,赴义恐后”者,如此辩证思维不正在于高举远慕而成大事并成大事之人?
“举目斯世”而浩叹“忠愤耿耿”者,不是独具远见卓识的眼光与眼力?成事,不能匮乏“兵”与“响”,但绝对不可匮乏的是“人心”,尤其是“忠愤耿耿”——赤胆忠心。非此心,何以长周期地持续成事、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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