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多年前，一位历经沧桑、独善其思其行的湘人，伏案执笔，写下了自己的心语：
“无兵不足深忧，无响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其可为浩叹也。”
这位笔书“浩叹”的浩叹者，即是“岂惟近代，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的曾国藩。
曾文正公“浩叹”者何？成事之人！怎样的成事之人？“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人生样态之人。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属人的世界”即有这样的人，何必浩叹？惟其“不可亟得”——稀有而难得，惟其不在我辈成事之列，故而长叹也！正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如此书札的内容，即便不逐字精解，也是让人一睹而粗通的，其旨要更是不难为人所撷取的，关键则在于其“比较型的思维方式”和“比较式的识人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在“不足深忧”“不足痛哭”与“可为浩叹”的比较思维中，孰轻孰重，何者何人最可宝贵，不是最为清晰可见，让人确定该珍惜珍重什么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曾国藩不懂吗？但他却注重在“攘利不先，赴义恐后”者，如此辩证思维不正在于高举远慕而成大事并成大事之人？
“举目斯世”而浩叹“忠愤耿耿”者，不是独具远见卓识的眼光与眼力？成事，不能匮乏“兵”与“响”，但绝对不可匮乏的是“人心”，尤其是“忠愤耿耿”——赤胆忠心。非此心，何以长周期地持续成事、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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