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四日上午六点,睡梦中传来一阵关门声,我迷迷糊糊打开了灯。对着镜子简单的洗漱后,将背包放到了后备箱。父亲的脸也从水烟筒上拔了下来,掐灭了烟,顺手拎着烟筒起了身,他走到驾驶位朝我递过烟筒。“这也要带?”“肯定要带!”他回了我。我也只好接过。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关于他对水烟筒的独衷,只是在后来,我似乎才理解。
这是我第一次去工地,目的地在距离家乡四百公里开外文山州的一个县城——广南。途中又接了四个人,岁数最小的也大我十多岁。跟大多数人家相同,儿子与父亲之间似乎都有着一层隔膜,我与父亲亦是如此。父亲把车换给另一个人开,他就在后排咕噜咕噜的吸起了水烟筒,我便不耐烦的说了句“别抽了”。父亲停止了吸烟。关于使用智能手机,比起父亲我总有种优越感,我否认了父亲导航的路线,最后却是我自己输错了目的地。他是对的。成年人之间,特别是父辈间的聊天总能汲取不少知识,毕竟他们走过的路可比我多。走到沿途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能聊聊当地,这是我从未涉猎过的东西。
到达广南县已是下午十二点。在一间仓库里,十几个人排成长队手里传着二十多斤重的立柱。我想该好好表现一下,准备去帮忙,但父亲和另一位同行的大叔打断了我。带领我们这边的包工头与里面的工人打了招呼,随后又带着我们去楼上的宾馆安排了住宿。原来,下面的人干活拿一份工钱,要是我去帮忙就是白干。父亲招呼我赶紧睡觉,晚上八点上工地,老实说我没有网瘾,睡得也还踏实。
天色很暗,月亮躲在云层里,星星也不见了踪影,能看到的只是人们手里的烟头火星,人迹罕至的大山里,一群农民工席地而坐,聊着天。这个工作必须在夜间做,而且要在十二点最后一班车走了才可以进去,给高铁换护栏,白天可不敢干,那对公司可是大损失!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件贴反光条的背心,一顶安全帽,一盏头灯,一根安全绳。看得出来还是很注重安全措施的,不过这也得看我们工人有没有意识。没有手机打发时间,就这样干巴巴等上四五个小时,我只好这里走走那里看看,这里坐一会儿,那里蹲一下。听了很多有趣的谈话,也听了很多另人鄙夷的事。
父亲找到了我,递给我一双手套,我尽我所能的拿上一些工具便进入了工地。我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将工具送到了发电机旁又折返到入口处,抱起了白天仓库里那沉重的立柱,再装上轨道车,装满我又挎起了拉车的绳索,头灯下一片晃眼的灯光成了我一整个意识。在工地磕碰是难免的,更何况是夜间,哪怕只是蹭一下也得叫你流点血。不知道干了多久,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我没有了力气,但还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搬运的动作,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突然,一只大手拉住了我的胳膊,父亲接过了我手中的立柱。我与父亲送完了最后一车。他扣好安全绳,走到了桥边继续干着他那份沉重的工作。
凌晨四点,天上飘起蚕丝般的小雨,收拾完了工具,我依旧拉着轨道车往回走着。等我们将工具都搬出铁栅栏后,汗水雨水混合着从衣角滴落,这时,几位戴着白帽子的工头才打开车门,撑起伞走了过来。当然了,并不是一出来就能走的,需要等到他们将工具清理清楚再上报后才能离开。着看似简单的工作,最少也得一个钟头。其中有些什么复杂的程序,不得而知,总之,我们要在这雨中淋那么久。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破了洞的水泥口袋,递了过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已经湿透了,但还是拗不过父亲,只好接了过来顶在脑袋上。直到六点,我们回到住处,一照镜子,我的头发妥妥的和成了水泥。
我们的饭点让我觉得很不合理,我们明明在晚上工作,可偏偏饭点都在白天,睡的正酣又要起来吃饭。一群农民工横穿过马路,一窝蜂挤进一家小饭馆,这家饭馆瞬间爆满,一盆饭,一轮下来就见了底没打上饭的一只手捧碗,另一手拿勺,朝着厨房吆喝“肉价涨了么米价也高了?”大家哄笑一阵。不得不说,只是相处以后才发现男人之间的年龄隔阂真不大,很有意思。我与父亲同住一间,标准间,父亲与大叔对坐换着吸烟筒,我躺在床尾“躺都躺不住,动一下都浑身疼”。“不疼嘛”父亲低着头咕噜咕噜吸着。他们干的可比我要重得多。“你肯定不常干活”大叔看着我说道。“我第一次干这么重的”我盯着天花板,似乎移动一下视线都会有痛感。他们一根接一根的吸着,水烟筒也不断地,咕噜噜…咕噜噜…“我还没你大就做比这重的活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坐在铁栅栏门前,等待着进入高架桥。身后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大声说着“下流”的话,其实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村里也不乏有这种一张口便是一股子粗鄙劲的人。但他很是不同,只要他一张口,就能逗的众人一阵欢笑,在这样无趣、无聊,甚至让人抓狂的时候,他那粗鄙话语似乎成了所有人的心声,只是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或是隐忍。第二天,饭桌上我多留意了这个人,他身材不高,甚至有些短小,微微凸出一点圆滚滚的肚皮,在他起身去盛饭时,我注意到他的后脑勺上隐约显出几块白斑。饭桌上的他仍然毫不收敛的谈笑。“你少吃快,没人抢你的”他身旁的人打趣道。“你又不是认不得戴白帽子的狗巴不得你少吃多干”他故意放大了声音。我实在觉得他和“鬣狗”这个词很相配,当然我从来没说出来过,也没有贬低之意。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有天晚上我被分到和他一起合作,受了他很多照顾,他也不把我当孩子看,直言不讳,我也与他一起调侃工头,毕竟白帽子是监工,我们是苦力,虽然是无法改变,但也总得让人抱怨吧。干完了活,他就从兜里掏出一支塑料瓶,在瓶身上用烟头烫出个洞,加上水,水要满过那个孔,插上烟,竟也能发出咕噜噜的声响。熄了一根,他朝我递了过来,我摆了摆手,我问起他,为什么会这么吸。他答我“劲大”!
大叔和我是一个地方的,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大叔经常与父亲坐在房间里抽烟,大叔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特别是饭后,在家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村外的小河边遇见他,我几乎每晚都在那,因为我喜欢看日落。想必大叔也与我有着同样的情致,我和大叔坐在桥头,点上一根烟,拉一拉家常。所以大叔一开始就知道我会抽烟,但他并没有告诉父亲,他也知道父亲不允许我吸烟,他只是多次劝诫我能戒就戒。我的这位大叔,是个聪明人,初入工地,各方面都不熟悉,大叔一手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电钻、电动螺丝刀、发电机、切割机等”都是他一手教会我的,在此之前我甚至都没碰过这些东西。也亏有大叔,在后来工头才会说起“你现在已经是个师傅了”,各种工作我已经得心应手了。当然了,他也离不开水烟筒,每天他都会把我“叫”醒,用咕噜噜的声响,他一个住在楼上,不烧水,索性一起床就来到我们这儿,点一根烟,泡一杯酽茶。
在文山,广南,待了二十多天,遇到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不论好坏,它们都成了不虚此行的真正含义!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从我手里拿过了水烟筒,就在车上,咕噜噜…咕噜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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