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上次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7月4日,时间间隔2年3个月。
这次会议提出“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产监管”等六项任务。
会议召开的时间点很值得推敲,提出的任务、方案力度也十分的大。再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来推敲一下其中的关联,或许能找到其中一些端倪。
中美贸易战从7月6号加征第一批关税开始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中国政府也通过对等征收关税来表达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但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还是不能忽视,我们先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大背景分两方面介绍,一块是经济发展的现状,另一块是战略高度的视角。
先看美国经济方面表现:美国二季度GDP年化季率终值增长4.2%,相对第一季度2.3%的年华增长率大幅提升,创四年来最佳;9月美国失业率降至3.7%,创近50年新低;9月份CPI同比增幅近录得2.3%。这些指标无一不显示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极好的状态。与美国经济强劲相对应的是美元的不断升值和加息对非美元货币造成强烈的贬值预期,这其中包含了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
再看中国经济方面的表现: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7%,相对第一季度的6.8%下降0.1%,存在下降压力;中国失业率采用是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本身公信度不高,而一季度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大约在5%左右,在经济下降压力下,对应的失业率理论上应该上升;9月份CPI尚未公布,8月份CPI同比增长2.3%,创半年新高。
单从GDP数据上来看,中国GDP好像要高于美国,但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单纯比较GDP数据并没有太大意义;而通过综合数据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经济处于最好阶段,属于上升期;相对于中国经济则有下滑压力;
2、美元处于强势周期,有升值动力;人民币相对有贬值压力;
3、美国国内物价平稳;中国则具有通货膨胀风险;
通常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用国际市场来对冲经济下滑风险;经济强劲支撑人民币币值,避免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消除贬值隐患后可以相应加息,回收社会流动性,消除通胀风险。似乎一切都没有问题,很完美。这就是中美贸易战的经济背景;
从战略方面来讲,中国2015年正式国务院层面提出制造业2025计划,通过十年时间,迈入制造业强国的行列;涉及五大工程、十个方面,如果这个2025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将在制造业上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档次,在加上中国的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到时候美国就会彻底失去代差的优势。而从中国改革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上来看,中国依次在家电、通信、安防、光伏、高铁、核电、人工智能、超算、互联网等方面实现赶超,那么实现制造业2025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这正是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这正是中美贸易战的根源症结所在。
由于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自身又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的情况下,那么不惜自伤的狙击中国发展就成为其首要目标,贸易战便是其最先祭出的手段。而时间点的选择正好处于美国经济强势周期,中国经济下降周期期间,可谓用心良苦。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看中国所处的宏观环境:
1、国内为了稳定上一次货币超发所得留的后遗症,正处在不遗余力的去杠杆的关键期,基本上不可能半途而废再次进行强刺激增长;
2、国内CPI有上升的风险,本身有加息回收流动性的需求;
2、国际上美元升值期,人民币处于贬值周期,有外汇流失风险;
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不惜自残对中国采取贸易战,寄希望打击中国出口竞争力,阻断中国通过国际市场消化国内经济下滑压力,进一步恶化经济环境,促使人民币贬值,引发外汇挤兑和流失;进一步恶化中国国内经济环境,迫使政府解除去杠杆的既定政策,引发通货膨胀;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像阿根廷、土耳其一样内外不能兼顾,最终失去产业升级的可能性。
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应对方法又是如何的呢?
1、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外汇监管措施,阻断外汇非正常流出的渠道,从根本上截断了外汇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性;
2、人民币国际化进城持续推进,尤其是人民币支付领域的突破,使得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大宗物资和人民生活日常消费品。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元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境况,但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支付造成的外汇流失压力;只是人民币支付尚处在初期,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想解除眼前危机还需要另想办法。
3、人民币适当可控贬值。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关税造成的成本影响,但受制于贬值预期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贬值,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状况。
4、压制人名币利率。由于货币超发、企业杠杆高企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人民币利率提升很有可能造成企业利润或个人收入支付不起银行利息而引起破产,大面积的企业或个人破产会从根本上引起基本面恶化,银行坏账、房价崩塌,进一步恶化基本面,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不提升利率,CPI的逐步提升也隐含着通货膨胀的担忧,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样是经济的杀手,虽然现在还算遥远,但始终是悬挂在头上的一把利剑,不得不防。
5、定点刺激。由于不能大面积的刺激经济,而选择产业升级中重要的关键点进行经济扶持,通过财政手段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也是一个选项。中国政府2018年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目标正是如此。无奈产业升级有其内部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要长远计议,不能立刻解除眼前的困境。
到目前为止政府能以上办法都已经使用过了,但从近期股市的表现和人民币汇率变现来看,国内外投资者对政府的做法似乎并不买账;而9月份的经济数据似乎并没有表明经济有所好转。在此种种背景下,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释放的信号就有些特殊意义可以期待和解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国企的基本情况,2017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52万亿,负债总额99万亿,利润总额2.8万亿;也就是销售利润率大约在5.3%上下,通俗点说1块年通过一年的辛苦总共才赚5分3哩。这其中还包含少数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大部分的垄断行业才得到利润,如果扣除银行、电信、电力等等垄断行业得利润,算下来会更低。因此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破解当前困境的一个关键。
另外中国对农业、基建、运输、制造、金融等领域对外资限制使得国际上有很大反对声音的,虽然今年中国在法律和政策上解除了上述领域对外资进行的限制,但政策如何落地以及执行结果还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予以说明,这就使得美国有说辞对中国开个开放政策予以攻击。这个时候国企改革中的混合所有制,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提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上述两点,国有企业改革如果能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会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竞争力,从而破解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压力,支撑人民币汇率,扭转贸易战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允许外资对国有企业进行参股甚至控股,争取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部分资本的利益,从内部瓦解特朗普对抗的力量,从而达到恢复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的正常轨道上来。
最近有两则新闻或许可以从侧面反馈国企改革的一些情况:
10月11日,宝马集团和华晨集团宣布,双方将延长华晨宝马合资协议至2040年;同时对华晨宝马投资将增加30亿欧元。持股比例由50%提升至75%。
10月12日,证监会网站显示受理了摩根大通申请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
至于未来国企改革的模式以及效果,我们还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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