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与做官

作诗与做官有很多关联。唐朝以文取仕，诗歌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据说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子们期盼入仕的热望。那时候，除世袭和钻营者外，不少仕途坦荡的达官贵人，往往同时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连蔑视权贵，傲骨嶙峋的诗仙李白，也在长安供奉翰林，当了一年多的京官。

作诗是颇有讲究的。撇开形式不说，在内容的表达上最能说明其难度的，恐怕要首推“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定论。一件事、一种情绪或一个思想，大家都知道是那么回事，都在体味其中的意蕴和真谛，但都不能精准的表达，惟诗人独具匠心，寥寥数语，就形象地将隐含其中的哲理和意境发掘并展示出来，这就是创作。

比如庐山瀑布，见的人多的去了，赞美者有之，感叹着者有之，但谁都不能将其雄奇和壮观准确表达出来，李白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立马将庐山瀑布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点睛之笔，千古传诵。

从诗的产生过程，和诗人对人类精神世界所作贡献角度看，为官之道与作诗颇有相通之处。

近读陈丕显同志回忆陈毅元帅的文章，文中谈到抗战初期，面对苏北敌、顽、我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陈毅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斗争策略，通过组织”郭村自卫“，”黄桥决战“等战役，新四军的实力迅速由”老四“上升到”老二“，苏北抗战很快出现崭新局面。战争年代，不仅老一辈革命家叱咤风云，建立功勋，而且大批党的干部都具有独挡一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素质和本领。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虽不能与建国前老一辈的经历同日而语，但其复杂性并不亚于战争年代，要想取得工作上的突破，同样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与任何时代一样，改革开放也造就了大批开拓性人才。

深圳特区的崛起，上海自贸区的创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在没有现存经验的情况下，由领导者带领群众大胆闯出来的。时下，不论沿海还是内地，大批效益冒尖的企业，兴旺发达的城镇，那里都有若干勇于实践，甘冒风险的带头人。

但是，不庸讳言，也有不少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领路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束手束脚，无所作为。他们甘当庸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虽然也在”作诗“，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诗人“。

有些领导干部，他们出手的大都是“月亮走，我也走”之类的东西，缺乏创意，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过硬的招数。如果仅仅是“胸中有，笔下无”倒也罢了，问题是一些人不从实际出发，热衷于倒腾二手货，不仅不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反而因“东施效颦”的负效应，使群众丧失了改革的信心。

以一些人的经历和经验而论，做官似乎比作诗简单，其实不然。从本质上看，无论官家还是诗家，都要接受社会和历史的评判。诗人的头衔不是自封的，要有过硬的作品作铺垫，“官”的职位也不是固有的，更不是一成不变，没有突出的政绩，谁也不会稳如泰山。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有志于改革开放并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应像诗人杜甫那样，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要求自己，在改革的大舞台上，精心构思，大胆运笔，不出庸作，多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