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

作者: 闲云飘飘 | 来源:发表于2018-12-08 22:50 被阅读1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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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趣事

一、大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

印象中，文化大革命，是从红卫兵大串联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联（串联？！）到延安，黄堡镇是必经之地。大串联，全国各地的中学生穿一身草绿色仿军装，左衣袖上戴个“红卫兵”的短套，红底黄字，胸前带个毛主席纪念章，扛旗列队步行从各地向延安奔去。记得自已为获一枚纪念章，最远的一次是从三高小学一直跟到市水泥厂也没得逞。同学中就有人用此手法赚得纪念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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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镇为接待红卫兵将我村河道边民国时期的陶瓷库房以及烘干房清理做为红卫兵接待站：有食堂，有医务室。常见医护人员为红卫兵清理脚泡，“不行，你全脚溃烂，明天让汽车送你到文化宫！”医护女士一边清理，一边不无心疼地命令道，“阿姨，你不用管，红军二万五爬雪山过草地，前无食宿、后有追兵都不怕，我这点伤算什么？”争来争去，就是不服输！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要到接待站向红卫兵索要纪念章、毛主席语录（小卡片）什么的。

那时候，全国人都没闲着，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工厂是大字报，大辩论。黄堡镇陶瓷厂是工业老大，又临街，故大字报，大辩论都在临街厂墙下进行。此时已有“保皇派”、“造反派”之分。广播里发表了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至此，“砸烂公、检、法，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炮夺权”的运动轰轰烈烈纵向向底层扑来。由此在铜川产生219、220两派的斗争。有个戴国喜，辩论，写字好手，不知代表哪一派？每天他的大字报都是一开的大白纸五六张，其人站在墙下专找对手舌战（此时己停产闹革命），而且每每获胜。一天，有人发现其大字报有笔下之误，而且其义己反，于是大喊“打倒戴国喜，戴国喜是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呼来新村驻军8088部队一排战士，在陶瓷厂大礼堂公审将戴捆起法办。杨排长我们十分熟悉，人高马大，在学校军事训练的场地，他扔手榴弹超过60米，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是他将戴这个本来瘦小的“反革命”十分利索捆得象个刺猬一样，在场的人都感到这是无产阶级一场伟大的胜利：正愁枪口下没目标，你撞在枪口上，只能说你潜伏的反革命。抢眼的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毕再兴，南方人，每次理发都要坐火车到西安洗理。这自然是资产阶级作风，当然也在批判游街之列。

对于反革命枪毙的案子，我只见到了一个，就是黄堡街河东的李家琳，六十来岁的她被五花大挷压在汽车上，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当时的我想如此柔弱的妇道人家会生出什么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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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例外，厂长冉瑞峰是老红军，以前老对人们说他给刘少奇背过锅，刘少奇倒了，他便又改说给毛主席牵过马。他平时待人温和，虽然靠边站了，但逃脱了戴高帽，丑化游街的厄运。

二、破四旧，立四新，将封资修彻底铲除

文化革命，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每天都在听陶瓷厂高音喇叭晚八点新闻，只要听陶瓷厂的锣鼓敲起来，便有“最高指示”的下达，无论傍晚，深夜，贼灵！

我们先是在“三高”小学打倒了走资派田春浩（校长），然后揪出张义民，刘维义等几个牛鬼蛇神，监督他们劳动改造。然后又回到五星小学（初小）要揪地主成份的关仲英（我们以前的班主任，普通话标准第一人），结果让两个男教师（李宽水、张敏儒），还有比我们低一级的女同学们厉声喝斥、连哭带骂赶出，狼狈而归。

革命不会停歇，这不，刚上初一，学校便让我们一帮红卫兵进驻梁家塬，帮助农民闹革命。大地主梁赢的儿子梁作典似乎受法没在，只见从家中搜出的些许玉器，银元什么的。阶级斗争处处不在，著名造反派梁国正在主席台上正在批判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底下不知谁喊了一声“打倒梁国政”，下边群相呼应，上去两个壮汉，把这个方才慷慨陈词的英雄押下台，瞬间缩成了狗熊。

我们干了些什么？大概审问了几个地富敌坏右，怎么审？逼供信呗，大概月余，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革命者凱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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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的庙宇不多也不少，新村附近有大圣庙，往北便是泰山庙（就是后来的三高，一高在北关，二高在陈炉），到黄堡街道西北制高点是雄伟的关圣庙，各村或大或小都有土地庙，山神庙。破四旧，这些景点无一幸免。我们村有个堡子，住着张姓七、八户人，再是王、方两家外姓。但不知上辈出了何等富豪，竟然在村口盖了一幢上层是庙堂，下层为石洞的庞然大物，里面供着人们称作“无量佛”的两尊约七、八尺的泥塑坐像，庙宇斗拱檐飞，气势不凡。人民公社食堂化时，生产队曾将此改为大食堂，供全村人吃饭。破四旧，村里几个大字不识的“铁姑娘”（村里男孩都在学校闹革命）搭梯子上房将飞檐筒瓦砸个稀巴烂，又将佛像的头打烂扔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庙前玩，见佛像脖子上有根木棍，便想拔下来玩，结果发现挷在在佛心位置的棍上捆着一垞黄表纸，里面包着是否叫护心镜的铜圆盘，约公分余厚，一面是花纹，另一面有鱼鸟图案，两尊佛两铜盘，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一元零五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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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攻武卫，武斗逐渐升级

派系斗争迅速升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党政机关全部瘫痪，企业、学校全部停产、停课，全部都在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市政府召开的三干会被市一中游行的学生们打乱，一方面是干部们搭马架声嘶力竭地劝学生们回去复课，一方面是人数绝对压倒的学生们，他们拥在市政府门口，坐在对面文化宫的人行道上，堵在大马路上喊口号，静坐，和干部们辩论。这一天正逢我们父子三人从黄堡拉架子车往三里洞的马车队卖麦草，眼见了这波澜壮阔的局面。也见小舅在市一中庞大的队伍里挑着横幅前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黄堡街道的辩论升级到武斗，219和220（后改为212，都是双方造反派夺权的日子）两派在街道两旁互扔石头，用专制的大弹弓发射砖头块，再后来就是双方明刀明枪地用棍棒，刀枪排阵厮杀。

其实，黄堡的武斗只是冰山一角，全市各地都在武斗，219的地盘在北关，212占领了市中心，市一中是219的指挥中心。我的舅家在川口村上面的垭口村，武斗以后很少去过舅家，经过川口村可见树上架着跪姿被挷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丑化雕塑，令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一个暑假，我硬磨着跟小舅去了市一中，院里可见随意扔的头盔，还有棍棒、长矛。此时已升级到枪战，据说前线在前塬一带，这里倒很平静。宿舍里有一台脚踏风琴，我单手可以弹些自己熟悉的曲子，也到他们的教室听他们海吹胡谝，我最感兴趣的倒是一个密码锁，咋试都打不开。吃饭是四两的烤饼，他们叫219大饼，说到前线送饭，只要举起219大饼，战友们便知是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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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212的几辆大车全部武装开进了黄堡镇（黄堡是219的地盘），开进了我们村。黄堡老寨，要道口架了几挺机关枪。一副棺材运到了枣园坡。原来，村中在外工作的刘新忠在战斗中牺牲，212这是给战友举行葬礼。现场气氛壮严凝重，一队战友列队对天鸣枪致哀……奇怪的是，当时眼见一股旋风，沿铁路由北向南，再向西汹湧旋来，直旋到烈士的坟头，没了！此事笔者亲见，决非杜撰。当时老年人说，新忠的魂回来了，死得心不甘，你看这旋风凶地……哎！

烈士留下一儿两女，葬礼时百枪齐鸣，亲友们悲恸欲绝，痛不欲生，却见儿子满地乱窜和村子里孩子们争相抢拾子弹壳，见此情景，大人们哭得更惨了：孩子小啊，今后娘们几个怎么活？

好在，厂革委会决定将儿女撫养至十八岁，再给儿子安排工作。怎奈，时局动荡，最终儿子学了电焊手艺干了个体，这已是八十年代的事了。

四、工农领导一切，知青下乡

“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委员会好”，“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一系列指示的下达，使得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老百姓放下刀枪，摒弃前嫌，握手言合。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工厂恢复生产了，学校开始正常教学了，一切都恢复了常态。不同的是，学校开始进入工宣队，农宣队。学校也开始把学工学农活动纳入日程。黄堡中学进驻电瓷厂一批男女工人监督教学班务，领队就是原陶瓷厂的戴国喜。

我们轮流到电瓷厂学工（一星期），推胶泥，拉煤，锯钢铁，同学和战民人丑不招爱，电焊工让他逮着把件没给护具，一天下来眼睛肿烂，疼痛难忍，最后用人乳等土办法治疗休息，这位不甚厚道的工人叔叔好象也背了个处分。

学农也热闹，全校开到十里开外的凤凰山，开挖满是尖草根的荒地，种了一年豆子，结果收获甚微，结果就撂荒，再也没去。后来，也到王家塬林场挖坑植树，学校宣传队在麦收时节由张宝文（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师带领下乡到田间地头演出，反响殊佳！

后来就是打防空洞，珍宝岛事件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防空洞分两个口，两个班同时干三天换班。此地是耀瓷旧窑场遗址，挖出的陶瓷残片无其数，我们有两个班捡到了两个完整的冰裂纹瓷碗，其中一个被杨春来老师收藏。

到高中，城里学生面临下乡的境况，知青下乡是大方向，是铁定律。“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文革前的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己成为众多城镇学生的必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