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大师季羡林

孤独大师季羡林

        最近阅读了一些大师季羡林自传体类的文学作品，除却对其学术造诣和追求真理精神的仰止，对其98年人生生涯的内在情感也颇为叹息。惟有“孤独”二字在其丰富的人生历程中贯穿始终。

        特别是从其子季承对他的评价中可见一斑：

          “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现得却很淡定从容，毕竟，经过了，也就寻常了。”

      “繁华落尽是孤独”，恐怕是大师季羡林漫长人生中最真实的情感写照了。

        其实理解季承的话并不难，从季羡林自身描写的文字当中，不难看出至少有最重要的两点导致了他孤独的内心世界。一是亲情；二是爱情。

一、    亲情缺失

        我们现在总是强调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注重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之爱对孩子来说，是其成长过程中最安全的保护伞，他们了解世界从父母而来，他们最终性格的形成也跟父母休戚相关。

        而一个缺失父母爱的孩子，严重来说，灵魂都会是不健全的。

        季羡林六岁左右离开穷困潦倒的家来到济南叔父家求学直至大学。“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父母，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有体会。而这期间他只曾回过两次故乡，其中一次可能是其父亲病逝，他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就又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其读大二那年母亲去世。“我痛哭了好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与地下……从此我变成了没有母亲地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健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甚至至九十几岁的高龄，他愈来愈怀念母亲，“灵魂震荡的越来越厉害”，忍受不了，想要追随母亲与地下。

        一方面他缺失父母之爱，灵魂里有一个越来越巨大的空洞；另一方面，他在叔父家也备尝寄人篱下的苦楚，灵魂的空洞日渐演变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我六岁离开母亲，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却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积之既久，在自己潜意识中难免留下些印记，从而影响自己的行动。”甚至在季羡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这种“小小的歧视”仍让他难以释怀。“在家庭里，我现在成了经济方面的顶梁柱，看不见婶母脸上多少年来那种难以形容的脸色。”

        小孩子对爱的需求是最敏感直白的，父母远在故乡，亲情缺位，内心的真实诉求得不到满足，让年少的季羡林只能“寄情于山水”。

        “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求……每天晚九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

        “这（捉鱼）是我最爱看的一幕。我往往蹲在小溪边上，直到深夜。”

        虽然季羡林强调说是“精力旺盛到超过需求”、“这是我最爱看的一幕”，但不难看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寂寞孤独。

        这种长期孤独压抑的生活，最终塑造了季羡林有些自卑的性格特征，“我一生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好在，他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博闻强识，克服缺点，成为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而他只谦逊的说自己是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

        如果说亲情特别说母爱的缺失让季羡林成为了一个孤独又内敛的少年和青年的话。那么爱情的缺失，无疑让这份孤独更雪上加霜。

二．爱情缺失

      十八九岁本是一个最好的年纪，情犊初开，可以对爱情充满任何形式的美好幻想。

        季羡林也不例外。“1929年，我十八岁了。叔父母为了传宗接代，忙活着给我找个媳妇儿。谈到媳妇儿，我有我的选择。我的第一个选择对象就是荷姐。……我同荷姐的事情大概是前生没有注定，终于错过了姻缘。”及至1948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回国做了北大教授后再回济南探亲，再次见到荷姐。“我悚然听之，我猛然发现，在她（荷姐）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点凄凉，一点寂寞，一点幽怨，还有一点悔不当初。……在这里，主要当事人是荷姐本人，我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可见，季羡林对初恋的美好期盼都被荷姐扼杀了，以他当时那么差的家庭条件（“经济朝不保夕”）一般条件稍好的女性都不会下嫁于他。当然，即使荷姐本人愿意，其家庭也未必会应允。

        后来，在家里的安排下季羡林娶了妻子彭德华，他对对方的感情能有多少可想而知。之后，季羡林继续求学于清华大学，期间女儿季婉如出生。至1934年他毕业回济南高中任教，一家人才算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了一起。然而他却陷入了生活与前途的苦闷。“我认为一个人不管闯荡江湖有多少危险和困难，只要他有一个类似避风港样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会失掉前进的勇气，他就会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况来说，家庭应该起这个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却不行。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于是，在1935年儿子延宗也就是季承出生的那一年他争取到了留学德国的机会。从其子的名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对于季家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季羡林恐怕也是将传宗接待视为对季家特别是对叔父家最大的报恩，所以在完成这项“重任”不久后他就到了德国。而原本二年的留学时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直延滞到1946年才栖遑结束。

        在这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季羡林形单形只的生活在德国，二战爆发后家人生死不明，这让他身心备受煎熬，夜不能寐。他只能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结识了迈耶一家，而由于博士论文的原因，他和迈耶家的女儿伊姆加德又了进一步的接触。在长久的相处过程中，两位青年男女产生了情愫，这是季羡林第二次的情感悸动，却不得不发乎情止乎礼。

        他在日记中写道：“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说我不想她（伊姆加德），那不是真话。”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季羡林对爱情所有的向往都夭折在了现实面前。历经岁月，他对妻子的情，最多的恐怕也只是感激之情。

      “士为知己者死”，既然知己不可求，季羡林从此离群索居，醉心于学术，享受孤独，从而成就了一番伟业。

        季羡林作为享誉世界的各种“大家”，他未必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凡事必有因果。他少时寄人篱下，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形成了其孤独内敛的人生性格。及至成年，婚姻生活的不幸，更让他对家庭生活不抱期望。这必然导致他与家庭的隔膜，与妻子的“相敬如宾”、与子女的父爱缺失。而这种缺失又反作用过来导致他与儿子关系冷淡，矛盾重重，以致十三年互不相见。

        据报道，季承于2004年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可见其婚姻生活也未必幸福。这或许并非偶然。一个人婚姻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会受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他自小耳濡目染父母的相处之道，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内心恐怕也是缺失的。

        可见，一个健全有爱的家庭环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特别是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能预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