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雨露》

在“说香河”的公众号上，看到崔老师的一篇关于《蒲公英》小报的故事，便忍不住想起县城的另一份小报《雨露》。

我与《雨露》结缘还是在摆中，那是我刚毕业。因为在大学里就管过文学社，所以在王家摆这个村镇中学里也想办个文学社。校长老池一点头，我就着手成立文学社的事。开始是刻钢板手印的八开纸小报，后来结成了集子。涌现出了较好的苗子和小作品，比如张建恒的《棉皮鞋的故事》张娜的《圆与圆的位置关系》《生活》等等。每次小报发下去，学校里争相传看，孩子们兴高彩烈的。于是，我萌生了把他们的作品寄出去发表的想法，于是《棉皮鞋的故事》发表在《中学生获奖作品选刊》上，还有两三个孩子的作品发表在县城文艺小报《雨露》上。

乡间中学的日子也充满了勾心斗角与乏味，渐渐地，我就好喝两杯。

冬天里的一个下小雪的天儿，盐粒子似的小冰碴“扑簌簌”地往下落，教室、树木、小荷花池……上面都结了一层雪，整个世界仿佛被罩在一个冰壳子里。天很冷，我就去刘宝山小卖部买点儿花生米和下货外加一瓶佳酿，回宿舍喝酒御寒。一喝就喝个大醉，揽被大睡，〝躲入大被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迷迷糊糊中有人拍打宿舍门，侧耳一听，妈蛋，是老池。校长老池一脸坏笑：“小蒙，喝高了吧？快点，县里来人找你。”

我披个棉服，迤逦歪斜跟老池去办公室。多年之后，我仍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个蓬头垢面浑身酒气的胖子，眼睛都睁不开，踉踉跄跄而来，一说话粘牙倒齿，那是一个多么可怜的落魄的人啊。

其时来的就是《雨露》的编辑――王殿文老师和张景什么老师。

我与《雨露》

王殿文老师是一个很高有点胖的老师，张老师比较瘦。两人都穿着蓝色的羽绒服，有种穿蓝色大褂的父辈的感觉。

两位老师热情地和我交谈起来，谈香河各学校文学社的发展，谈香河儿童文学的未来。叮嘱我一直要坚持下去，小心地呵护好这好不容易聚拢起来的文学火苗；叮嘱我到县城时，去老干部局的编辑部坐坐……王老师的热情恳切，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而当时的我，醉醺醺的，坐在两位老师面前，一个劲儿地发呆。

天擦黑了，两位老师起身回香河，他们骑上自行车，在寒风和冰雪中逦迤而去。我一直送他们到校门口，目送他们骑过石籽路骑上公路最后消失在一片雾蒙蒙白茫茫之中。

〝两位老师六七十岁啦，这冰天雪地道远路滑的，为个啥？〞我在心里默念“还不是为了文学这份业己式微的梦想，还不是为了那些有点儿文学细胞的孩子……”

那天的雪很冷，我的脸却很烫，我的心里燃着一盆火呢。

每次，我从老干部局那条街经过，都会望望那里面的老楼。相传《雨露》编辑部在二层，有一扇斑驳的木门和摞起很高的故纸堆。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当然也没有再见到王老师和张老师。

那时的乡镇中学发不下工资来，半年不发工资。我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准备从摆中调出来。我的运河文学社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与《雨露》 调到一中后，教学、管理的压力很大，我便被埋在各种纷繁的事务中，每天都透不过气来，哪里有剩余的时间、剩余的精力来写点儿东西，指导指导学生啊。

有一天，学校传来一个口讯：语文组退休的老教师王殿文去世了，愿意去吊唁的可以坐学校的车去。

我的心“咯噔”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断了。

当时，我是一个刚进一中的“新”老师，与领导同车，有点犯憷。最终，也没有去参加王老师的追悼会。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没有去的并不代表心里没有，一种怀念一种追思总是埋在深深的心底，在适宜的时候，它才破土而出。

王殿文老师与我只有一面之缘，我还有那么多的念想，那些与他老人家接触多的受影响大的人，就不遑多说了。

《雨露》，多美的名字啊！春日，雨露既降，原野染绿，杂花生树，万紫千红。老杜赞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王殿文老师就如一阵温柔的雨露，洒遍了田野与河流，滋润了庄稼和花草，带来了春天与希望；而他却悄然隐去。

王老师已经走了，祝好人一生平安来生幸福吧；《雨露》这份小报还办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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