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动门徒
朱熹口沫四溅，连叫：“还有杨龟两条语录，也给我收在王安石的言行录里！——其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全然不用孔夫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理。’其二，‘他搞的那些青苗免役，公家得利，没做到藏财于民，而是与民争利。比如，青苗取息十分之二，那么民间那些放贷的豪富、商贾就得不到五分、七分以至十分的利息了！’”
他一连串搬出许多显赫的权臣，什么“丞相韩琦”，“太师文彦博”，“内翰苏轼”…全是些反法先锋。那些诬蔑谩漫骂的言词，都成了朱熹射向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一支支毒箭。挖空心思，恶言满纸。
一个多月以后，这本黑书已经编得差不多了。朱熹不放心地从黄干手中拿过草稿，一页一页地审查起来。他一面得意地轻声念着，一面扳着手指，数着王安石的条条“罪状”。
数着数着，朱熹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他沉吟了一阵，拿起笔来，又添上一节王安石本人的“言行”，说什么王安石在晚年的时候，常常梦见他死去的儿子王雩在阴间戴着铁枷，如同囚犯一样。还说什么王安石在这时也发觉到自己搞变法是犯了罪，并且把他自己所著的书烧了许多。
其实，这种王安石晚年“悔过”的情节，是在王安石去世以后，儒生邵伯温一伙捏造出来的。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特意安上这一段，用心十分险恶。
“哈哈哈！”朱熹搁下笔放声狂笑，“王安石呀，王安石！我这本书一问世，管叫你遗臭万年！这对今日不畏圣言的狂徒，也是一个儆诫！”
精心炮制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就要问世了。朱熹吩咐大小门徒，人手一卷，外出游说，即日起程。
临行前，朱熹把他们召集起来训话。他从远古谈到近古，有声有色地描绘着尧、舜、禹、文王、周公的“神威盛德”，说夏、商、周三代是如何如何的天理流行，说那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简直无法相比。学生们都被这般神话着了迷，如入五里雾中。
“可是，”朱熹突然转了腔调，无限悲哀地说：“自从出了个秦始皇，把五帝的神威搞得和牛马一样。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专讲财利兵刑，一点不留意格君之本（正心），亲贤之务（用儒生），养民之政（保护大地主官僚利益），善俗之方（三纲五常）这些主要的事情，真是舍本逐末，先后倒置！他如此倒行逆施，违众自用，根源就在于他完全不懂得克己复礼这个最最重要的圣人之道。王安石几乎断送了我大宋王朝。这一千多年以来天理难行，人欲横流，异端邪说纷起，小人造反不断。”说到这里，他叹息不已。
“哎呀！这怎么办？”门徒们也一个个垂头丧气。
朱熹望了望众门徒的神色，猛然察觉到自己把话说过了头。原先只不过是要让学生知道一下法家的祸害，好让他们在游说中清算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思想形响，没想到话一多了就收不住场，火没点成，倒浇了一瓢水，要是他们都泄了气，不是没人替我游说了吗？不行，得鼓鼓气。
朱熹缓了口气，拍拍胸肺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了这本东西，”他举起《三朝名臣言行录》，扬了扬，“王安石的影响指日可除，天理即可恢复。”
可是，事实并不象朱熹所想的那样顺当。出去游说的门徒都陆陆续续地跑了回来。一个个无精打彩的样子，表明游说颇不顺利。
“怎么样？”朱熹预感不妙，心神不安地追问回来的门徒。
“恐怕不行了，我们的书很少有人愿意看，…”
朱熹大惊失色，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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