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无话可说

文 / 张凯达

写作于我是这样一件事，有时是兴之所至，有时是意外之喜。但更多的时候是长途跋涉，于尘世和书山之中寻觅良久，偶尔觅得一条新路，便觉喜出望外，柳暗花明，于是又能提笔写下另外一篇。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写作状态最佳的时候，是你刚刚完成了上一篇，这时笔身尚温，杂念最少，功利之心最弱，自己之思绪也把握的最好。而下笔最难的时候，是许久不写，惴惴不安，既担心对不起读者，更担心对不起自己，笔下凝滞，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无法掌控的恐惧。

在一书中，William Zinsser在开篇序言中写到，“你不是为观众而写，因为观众是如此的宽泛；你不是为编辑而写，因为编辑的兴趣转移是如此之迅速。你应当为自己而写。”这条看似简单的规律真要实践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它假定了作者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写什么，要写什么，乃至是要用抑扬格还是英雄双韵体都已经心中有数。可我此时在电脑前呆坐了一个小时，咖啡已经喝掉两杯，却仍只能对着空白的word屏幕发呆。William Zinsser说，要为自己而写，我被逼无奈，只好写道：“我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它让人感到恐慌。因为它让你看到自己思维的浅薄和贫瘠。我记得上一次我出现这种无话可说的情况似乎是去年的五月。那时我感到似乎已将自己能说的话说尽，每每对着电脑却写不下只言片语。我对自己的无话可说感到恐惧和愤怒，却又想不出什么特效的解决办法来，于是只好停更了三个月，逼迫自己去多看些书。自八月续更以来，自觉「无话可说」之时少了许多，说出来的话比之上半年质量也高了少许。然而有一点却时时无法释怀，便是自己说的话常常需以他人之书为引子，不论同意也好，反对也罢，若无其他人之思想作灯塔，总会觉得自己想无可想、说无可说，当是烦躁之极。

每当想到自己想的问题早已有他人想过，想的比我更深更透，道理却讲的比我更浅显更明白时，便总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挫败感。我们想的问题先贤大哲俱都已经想过，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对他们的见解同意或者反对罢了。然而哪怕同意或者反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看罗素觉得经验主义天衣无缝，明天看黑格尔又觉得唯理论实在是大有道理，我们被大师们的指挥棒弄得晕头转向，在无所适从之中生发出对自己平庸天资的无奈和挫败来。这种挫败感有时是如此的强烈，乃至于胡适那句著名的“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也不能将我从中拉出来——别人进的了百寸千寸，为何我就只能进上一寸两寸？

这种不忿虽然显得无端而可笑，却也不是全无好处。偶尔来一发作为强心针，的确也能起到催人奋进之功。然而就像我在「浙大病与浙大药」一文中所写，这种强心针的问题在于当有一天发现自己无论打多少强心针无论多努力，却还是有一些目标达不到的时候，那种挫败和无法掌控的恐惧又会卷土重来。

前一段时间看希腊神话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英雄和神灵看起来极端幼稚的行为（譬如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为争夺女俘而反目），众人皆见皆知，却鲜闻议论。因为英雄和寻常战士之间存有一种距离悬殊的意识，平凡战士不宜妒忌英雄，更不能僭越代英雄之想。有此距离意识，人既能服从，又能保全自尊。然而启蒙以降，个人主义兴起，我们对于英雄之敬畏心大减。这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我们常常不自觉而以英雄之标准自比，因而自叹自哀也就不足为怪了。

若是内心坦诚自己乃是天资平庸之辈，那么「无话可说」带来的苦恼就会小的多了。纵然要以他人为灯塔，但此生能有幸在真理的大海里航行一番已是极大的幸运。有话说时便说，无话说时便学，无甚可恼。至于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既需智慧也需机缘。倘若执念求之，却是如佛家所言——是着了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