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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不一样】之 时间”征文
一九六九年，十月初。
十辆解放牌汽车，每辆装二十人，车厢两边有红纸贴的标语口号，那标语口号有点长，分成了两截，一截是“知识青年到农”，一截是“村去大有作为”。一边六字，看起来对称，但念起来不对劲。为了正确停顿，马弟云从车头左边开始，一边跑一边念，围着车身跑一了圈，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念通顺了。
其他人可没那兴致，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依依不舍，有的流着泪，一直流到过长江。庆幸那个时候不兴化妆，如果兴化妆，不知要哭花多少张脸。
我们是第一批到纳溪县的知青。虽说没上课，但下乡分配却是以学校为基础的。一中、二中去的是古蔺，四中、五中去的是叙永，三中、陵中去的是纳溪。如果不愿意去分配的地方，也可以自由选择。
大多数要去的学生和家长都对去哪里进行了一番研究，像现在考大学填志愿。我却没当回事，觉得是去玩一样。我们几个凑在一起问:“这次是去哪里呀？”听说是去纳溪，薛小玲说:“走吗？”我们一起说:“要得。”跟小时候过家家没两样。附带说一句，我们几个是街坊，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没隐私可言。不过那个时候没隐私这个说法，不知道什么叫隐私。
二姐给我收拾了一只藤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我们站在车厢内，十辆解放牌载着几百名知青就出发了。二姐苦笑着望着我们离去。
从泸州到我们下车的地点有一百多里，路线是，从泸州过长江轮渡，沿321国道过纳溪，过渠坝，至鹅项岭。整个行程要三个多小时，每个人腿都站硬了。特别是过纳溪后，看到公里右边是乱草丛生的山壁，左边是一条不知名的河流，顿时觉得心中凄凉。
到鹅项岭下车后，穿过一座小山坡，坐木船过河，到了一个叫乐道的小场。这小场有四五十户人家，从场头到场尾不过两百米。这两百米不是直的，而是转了一个拐。转拐前是一条宽约四米，长约六十米的青石路，然后左拐上两个石梯，再走三十多米青石路过状元桥至抗战小学，这乐道场就结束了。状元桥传说是明代状元骆成厢从这桥上经过过，故取名状元桥。抗战小学是一九四一年由当地乡绅集资修建的，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抗战命名的小学。
从乐道场转拐前叫下场，转拐后叫上场。下场有粮站有禹王宫，有两家馆子和三十多户住家。禹王宫是祭祀大禹的场所。上场有南华宫有诊所，有供销社门市，有十多户住家，还有一个仰着头才能看到台上人物的老戏台。搞不清楚农村的老戏台为什么要修那么高，是不是为了防止戏迷看得痴了往台上窜？南华宫是广东移民集资兴建的广东会馆。那禹王宫和南华宫都已破败，在狭小的“宫”中，只有几尊断头断脚的菩萨，还有字迹模糊的牌匾和一些飘动着的蜘蛛网。
我们集中在抗战小学内，在这里等待各生产队来人领走我们，像等着被人认领的孤儿。站了三个小时的车，从下车的鹅项岭走了半个小时到乐道场，再走到抗战小学，绝大多数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一个个面容憔悴，像逃难的学子。看到偏僻和破旧的小街，有的人已经哭着想回家了。
哪些人去哪个生产队，由管辖乐道场的乐登公社分配。报名的时候马弟云，刘武，薛小玲，林先蓉我们都报在一起，说我们就下到同一个生产队。这是我们不懂农村。知青去农村，是要占生产队的土地，口粮和其它分配的。比如杀几头猪，原来可以每人分得两斤，增加了知青就只分得了一斤多了。猪肉如此，粮食，自留地，年终劳动所得也如此。那是从农民伯伯的口中抢食呢，谁想多要知青？巴不得一个没有最好。
所以我们几个不可能在同一个生产队。我们无法自由选择，薛小玲对那个登记造册的公社干部说:“我们服从安排，但请照顾我们好吗？”那公社干部也有人情味，他尽可能地考虑我们的要求，把我和刘武分到了金龙七队，把薛小玲和林先蓉分到了金龙四队，把马弟云分到了金龙二队，都同属于一个大队。分配完毕，我们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上山，他是我们金龙大队的支书，由他带领我们去到各自的生产队。
这一段路有十多华里，出抗战小学不久就开始爬山。有个叫“奓口岩”的陡坡，爬得我们手脚发软。那陡坡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悬崖上一条瀑布如雷鸣般倾泻而下，飞溅的细小水沫直扑到脸上，让人心惊胆战。多年后我带领中央台摄制组的几个年轻人去生产队拍片，那陡坡右边已经添加了护手栏杆，可以扶着栏杆爬，但他们还是一边爬一边呻吟，说太高了。我说当年我爬这“奓口岩”，还要从乐道场挑一百斤煤炭回去。他们不相信，问:“怎么可能呀？”
到了几个队的分路口，薛小玲，林先蓉和马弟云被他们生产队的人接走，我和刘武被十多个敲锣打鼓的农民接走。他们有的穿着长衫，还有个戴着瓜皮帽，有的脚下穿着很高的“板板鞋”，打的是道士用的锣鼓，但鼓点是欢快的。我觉得很温暖，笑嘻嘻地跟在领路人的后面，锣鼓队和前来欢迎的人跟在我和刘武后面。锣鼓一直不停，把我们送到了我们住宿和生活的“家”。
我们两个住的是老屋，里屋放了两张新做的木床，床上有草垫和草席，被子我们自带。靠墙有一个新做的“扁桶”，高约一米，宽约八十公分，大约能够装三、四百斤稻谷。外屋有新砌的灶头，有一个石头水缸，一张新饭桌，四条新的长条木板凳，一个碗柜，整间屋大约八十多平米。这就是我们的家。对这个家我们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我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现在有了。
我们“家”左面的邻居是一个叫陈开才的农民，三十岁不到，有一个不满一岁的儿子，他的媳妇也很年轻，白白的脸蛋，眉清目秀。还有一个哥和他一起。他的这个哥是驼背，驼的幅度几乎是九十度，真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格局。他柱着拐杖，显得两手老长。但别看他驼，捉鸡却是能手。他悄悄走到鸡的侧面，那只长手一薅，准能把鸡捉到手。
“家”右面住的是我们大队叶支书，就是来接我们到“家”的那个。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就要出嫁了，大儿子就是戴顶瓜皮帽，敲鼓迎接我们那个年轻人，人们叫他叶大。
整个屋基就我们三家，陈开才那家朝北，叶支书那家朝南，我们那家朝东，呈“品”字形，中间是一块水泥院坝，大约四十个平方。生产队的许多人来到这里对我们表示欢迎，问寒问暖。有几个妇女抱来柴火，蔬菜，拿来一背篼米和一小块肉，还有盐巴，豆瓣等调料，开始烧火做饭。把饭菜做好，她们嘻嘻笑着叫我们吃，说:“你们自己“撇脱点哈”，然后走了。“撇脱”是随便的意思，可是我们随便不起来。我和刘武默默地吃饭，不知说什么好。天黑了，四周没一点生息，我们点上煤油灯，用两条板凳死死抵住门，怕被强盗闯入似的。在无比寂静中，提心吊胆地睡了。
第二天起来，打开门，门口有一小碗猪油，一棵牛皮菜。这是生产队派送的，一家送一次，直到轮流完毕。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去薛小玲、林先蓉、马弟云家。薛小玲和林先蓉是她们生产队给她们新修的一间草房，倒也宽大亮敞，设施齐全。马弟云是一间旧屋，除了一张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见我们去了，马弟云差点没哭出声来。薛小玲和林先蓉也是满脸疲惫，她俩不仅用板凳抵门，还把桌子、锄头、扁担，但凡能够用上的东西都用了，一大堆杂物抵在门背后，听了一个晚上的风吹草动。
薛小玲说她们不敢住了，那草房孤零零地处在一条壕沟的上头，周围没一家人，万一被歹徒闯进来怎么办？她们越说越怕，要去我们那里住。
五个人一起到了我们“家”，大家在一起，心里就格外踏实。可是怎么睡呢？我们把刘武睡那张床抬到外屋，我们三个挤不下呀。那床一米二宽，关键是刘武人高马大，一个人就能把床占完，再加上马弟云是个横着长的胖子，是《沙家浜》上胡司令那种身材，两个人挤得有一个人吊半边在外头，三个人就更无法睡了。我们三个男的在外屋面面相觑，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可以横着睡呀？”马弟云说:“对呀，竖着睡不够宽，横着不就够了吗？”刘武说:“宽倒够了，长呢？”他拍了一下马弟云的肩，“你恁矮的都不够，不要说我了。”我说:“把那几根长板凳摆在脚那头，腿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呀。”马弟云说:“对呀，办法总是人想的，来，试试试试。”我们按这办法睡下去，把被盖也横着盖。那被盖只能盖住我们半身，大腿以下就是空着的，刘武腿长，更盖得少。
我们是岩上，六、七月份大热天都要搭东西在身上，要不然就冷浸浸的。现在十月份又是晚上，不一会儿刘武就打喷嚏了，接着马弟云开始流清鼻涕，我也冷得咳嗽几声。刘武说:“不得行，我熬不住，我有鼻炎。”马弟云说:“我都有鼻炎，今晚这格式要整来拐起。”我说:“我们挤紧点嘛。”刘武说:“脚杆怎么挤得紧？一样的冷哦！”马弟云喊:“刘武，不要裹被子，我盖不着了！”
这时听到薛小玲的声音:“田佳，进来睡。”我吓了一大跳，正吱唔着说不。刘武和马弟云像触电一样跳下床来，把我拖下去，抓紧我就往里屋推。推我进屋立马关上门就拉着门上的铁扣链不放，我拉不开门出不去。
里屋是黑的，薛小玲已经站在我身后，它双手抓住我双肩，使劲往床那边推，一边推一边附着我耳朵说:“不脱衣服的！”她的嘴唇和脸蛋贴着了我的耳朵和脸蛋，让我躲不开。她把我按到床上，弯下腰抬起我的双腿往里边扔，然后又双手使劲，把我整个人推进去，她随势上床睡在我左侧身旁，左手跨过我的胸口，搭在我的右肩膀上说:“不要动。”我哪里敢动，林先蓉睡在另一头，我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也一动不动，肯定是装睡着了。
薛小玲是侧身对着我的，我闻到一股头发的清香，还有她的嘴唇，她的鼻尖，她的眼和脸蛋会时不时地触动着我的头我的脸，她的嘴唇是柔软的，除了头发的清香，她与我接触到的地方也是柔软和清香的。她让我感到陌生，但她的身体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我心咚咚地跳，跳得厉害，手指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薛小玲感觉到了，她对着我耳朵轻轻说:“不要动了，睡吧。”我不敢动了，直挺挺地躺着，躺了好久，有点累。直到薛小玲把放在我肩上的手松开，我身子才微微地动了一动。薛小玲应该没睡着，她又侧过身，把头靠紧我，对着我耳朵悄悄地说:“睡嘛，睡。”她的身体没有靠紧我，中间似乎有间隙。要不然......
睡了好久，感觉得到天已朦朦亮，薛小玲起身，走到林先蓉那头，轻轻叫她起来，两个人出去，听到了生火做饭的声音，我这才毫无顾忌地睡着了。
还是薛小玲把我叫醒，她叫我起来吃饭。她和林先蓉做的是红苕稀饭，还去田坎上挖了一大把折耳根，将折耳根和一大盆黄瓜一起凉拌，香得我们流口水。我们五个饱餐了一顿。吃饭时马弟云小声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我还没说话，薛小玲用筷头一把给马弟云打过去，说:“管恁多啥子？吃你的饭。”马弟云不敢开腔了。薛小玲从读小学到读中学，一直管着我们。她是我们的班长，小时候又是我们那群娃的头儿。那时她比我们高出半个脑袋，她说话我们只有遵命的份儿。小时候遵命，长大了就更遵命了。
马弟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过:“哪个男人对自己小时候的女王是不听话的！”我们笑着幽默他:“是你娃从小就被欺负惯了。”
薛小玲吃了两口饭，说:“我们还是回去，住在这边不是办法，再害怕还是要回去，未必就这样一直怕下去？”马弟云说:“就是，我一个人，也不用怕！”薛小玲没好气地说:“你是男人，本来就不该怕。”马弟云不服气地说:“你们就该怕？”薛小玲用手使劲扫了马弟云脑袋一下说:“女人多一样怕呀！”我想问多怕一样什么，一下想起这话的意思，不敢开腔了。
马弟云，薛小玲和林先蓉走了，我觉得好失落。人们经常爱说“丢了魂儿似的”，我就是丢了魂儿似的。
下午，生产队的唐队长找来了，唐队长是个大汉，长得憨厚老实。他给我和刘武说:“明天你们跟着陈开才来做工分嘛，把早饭做来吃了就慢慢来。”
我们才醒悟，来了是要劳动，是要“挣工分的”。我们这些未成年人根本就没有自食其力的概念和思想准备。我们应该在校园里，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世界还停留在上课学习，温习功课和做作业阶段，恐怕绝大多数知青也是这样的吧。可是如果不上山下乡，全国一千七百多万年轻人该怎么处置？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早早地太阳就红彤彤地出来了，我们忙忙慌慌地把早饭做来吃了，把门打开，注意着隔壁陈开才的动静。我们以为农村出工跟学校上课一样，八点准时。可是等了老半天，只看见门口那棵歪七八拐的石榴树孤苦伶仃地立在院坝外，一对喜鹊在周围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就是不肯停在它的身上。正前方是一大片正沟田，一大片晚稻随着风儿摇摆。这些十一月份即将成熟的稻谷长势良好，虽不如早稻那样茂密，但也疏密有致，完全符合“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意境。有只谷种鸡在里面“咕咕”地叫。
直等到大约九点半左右，陈开才扛着锄头从外面回来了。我和刘武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就回来了呀？”他说:“是回来了呀。”我问:“昨天队长叫我们跟着你出工，怎么那么早？完工了吗？”陈开才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出工还有会儿，等会儿我喊你们。”他不多解释，径直回家去了。我们犯了糊涂。几个意思呢？
大约十点左右，陈开才开始喊我们了:“老刘，老田，走得了。”这“老刘老田”我们开始不习惯，还差几天才满十八呢，后来发现，农民们从来没叫过谁是“小”，在他们的文化中，“小”是特别不好的称谓，“小人，小老婆，小心眼，小奶子。”除了几岁儿童可以称“小”以外，其他人都不能把“小”字放在前面。
我们两个满心狐疑地跟在他后面，我问:“叶知书呢？我们怎么没看见他？”陈开才说:“叶支书今天要去公社开会，一早就出去了。”刘武问:“公社在哪里呢？”陈开才说:“在凹田。”我们同时问:“凹田在哪里呢？”陈开才答:“在牟观二队，我们这里过去有二十多里路。”农村开个会，去来要走二十公里。有些走得远的，要走四五十公里。别说大人了，就是几岁的娃读书，来回也有走二十公里的，天没亮就背着书包出发，天黑了才回来。自己提点饭或者包谷、红苕之类的食物，中午就吃冷的。夏天太阳火辣辣的时候如此，冬天冷飕飕的时候也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大概走了十多分钟，陈开才把我们带到了一块坡地上，坡地上已站了十多个人，见我们到了，他们说:“早咹。”这是早上见面的问候语，我们不知说什么好，就傻笑着。陈开才说:“今天是松红苕土，注意不要挖到红苕就要得。”
十月是红苕的收获季节，在收获前需要松土，松了土，空气才能在土壤里流通，红苕才能生长良好。我和刘武照着陈开才的样，用锄头在红苕生长的土埂上轻轻地把土挖松。时间久了，觉得腰弯得痛，便伸直了腰，却看见那十多人都站着，双手把锄头像拐杖一样柱着，在拉家常。拉了一阵，松两下土，又拄着锄头拉家常。到十一点过，有人喊:“差不多了喔？”众人答:“差不多了。”上午半天就收工了。
回家路上，看见有人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劳动，使着劲地干。
把早上的剩饭热来吃了，我们躺在床上不敢睡着，怕错过了下午出工。大约两点钟爬起来守在门口，守得太阳快要下山了，陈开才才过来喊:“老刘，老田，走得了哦。”
还是上午那块土地，还是松红苕土，来的人还是那些。我问陈开才:“我们生产队就这么多人吗？”陈开才说:“哪里哟，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力七、八十个，有些人在榜田那边干，有些人耽搁去了。”
松了一会儿土，陈开才给我和刘武 说:“不要一运的干，干会儿歇会儿稍，活路是干不完的。”
“一运”是不停的意思。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开始落山了，又有人喊:“差不多了喔？”众人又答:“差不多了。”一天的工就这样“欧窝儿”了，完全像过去的无产阶级对抗资本家的消极怠工。回家的路上，又看见人们在自留地上劳动，有铲土壁上杂草的，有扯红苕藤的，有给蔬菜松土的，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这才想起陈开才那天早上扛着锄头回来之前是干吗去了，是干自留地去了呢。
一次出工回来，我们看见许多长得很好的庄稼和蔬菜，特别是牛皮菜，每窝都长得十分茂盛，绿色的叶子油浸浸的，白色的菜干宽大水灵，十分逗人喜爱。我问陈开才:“这些是哪里的呢？”陈开才说是私人的。走了一段路，又看见许多长得很好的庄稼和蔬菜，这块地有蒜苗和萝卜，那蒜苗也是长得绿油油的一片，挺拔又健壮。那萝卜很多已经冒出了土壤，萝卜的叶子也是直冲冲地，看着就知道那萝卜一定长得又大又甜。我又问陈开才这些蔬菜是哪里的？陈开才回答还是私人的。我们觉得奇怪，我问他:“怎么私人的庄稼反而比公家的长得好呢？”陈开才尬笑了，不知怎么回答。
在我们的认知中，公家的东西肯定比私人的好得多。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房屋，或者是用具以及生活用品，私人的怎么能和公家的比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但是在农村，怎么私人的就比公家的好得多呢？这个问题“骚扰”了我很久，实在是想不通。直到两个月后搞年终决算，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年终决算，我们生产队每十个工分值五毛钱，假定一个主劳三百六十五天全出工，他全年得到的报酬是一百七十二元五毛。一九六九年的稻谷价格是一块二毛一斤，也就是说，一个主劳全年劳动所得只能买一百四十四斤稻谷。
假如当年生产队每人应该分得四百斤稻谷，那么就还剩二百五十六斤稻谷没钱买，而且这个主劳还有一大家人呢，人越多，差的钱就越多。所以，靠生产队分配所得完全填补不了巨大的空缺。怎么才能养家糊口呢？只有靠自留地呀。把自留地的庄稼做得好好的，才能卖个好价钱。养少量的鸡鸭鹅可以，养多了就要被清查，那是资本主义尾巴，靠不住的。因此自留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自留地上，笑称大寨式的集体劳动是“大概式”劳动。
但是“说归说，笑归笑”，虽然挖苦“大概式”，实际劳动中却是要做的。生产队有个叫先文清的，绰号先斑鸠。这人脸膛黄黑，还有几处白斑，声音洪亮，但有啰音。说几句话就要咳嗽几声。每次劳动歇稍，他就从怀兜里摸出本语录，说：“开始...... ”孔孔咳嗽两声。“学语......”孔孔，又咳嗽两声。“录了。”
之所以给他取名斑鸠，可能就是他喜欢括噪吧。一次他带领我们去一块竹林地，费很大的力把竹子连根挖了，把这块几分地开垦来做稻田。当时我想，这几分地能长多少稻谷呀？长出来的稻谷能管几分钱呢？农民们完全算得清这个账的。但唐队长和大家都不开腔，你说是学大概就是学大概吧。
虽然大家有点讨厌他，但他爹死的时候却很热闹。全生产队的人都去了，每家提一盒二两的白糖，就要在“先斑鸠”那里吃一天，中午晚上都有肉。那肉切成巴掌大一块，一块有二两，一个人吃六、七块肉，吃六、七两米饭不成问题。但不能白吃，晚上要参加“做道场”。男人们坐在放棺材的堂屋里，其余人坐外面。先斑鸠请了最有名的道士，那道士是个三号人儿，薄片，瘦小，四十多岁，有几根山羊胡。先斑鸠一家子七、八个人，全部披麻戴孝跪在棺材前。那道士做着道场，念唱道:“初现白，丫现白，叩，叩叩。”念到“叩”的时候，先斑鸠一家人就磕头。先斑鸠还端一个大簸箕，跟着那道士围着棺材转圈，转一圈，磕个头。簸箕里有纸和泥巴糊的假人，假山，假的红旗白旗绿旗。先斑鸠端着很吃力。我对叶支书那大儿子叶大的说:“咋个恁迷信哦，死了人要拿出几年储存的稻谷杀一头猪来办招待，还要被这个道士摆布。”叶大说:“这个道士厉害得很哦，你说啥子怪话他都晓得。”我说没那么怪。叶大很正经地说:“真的哦，不信你试试。”我说:“我不仅说怪话，我还要掐他一爪。”那道士领着先斑鸠转完了圈，又领着开始念:“初现白，丫现白，叩，叩叩，”道士就在我前面，在他念“叩，叩叩”弯腰时，我就使劲在他屁股上掐了一爪。那道士耐力好，没反应，继续做他的道场。叶大说:“你看嘛，不都不理你，他心头记着的呢！”
队里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的实际，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有红苕地，有时令蔬菜地。这地是从集体的地里划给我们的，长的蔬菜比起别人家的就差远了，它们像营养不良的男人，猥琐又干枯，一点也不逗人爱。
这些萎靡不振的蔬菜我们没办法使它们振作起来，我们没肥料。叶支书找到我们，说:“你们的自留地要整整哦，等每家把蔬菜送完了，你们就要吃自己的了。你们没肥料就在我家里去挑，陈开才那里也可以去挑，隔过六、七天浇一次肥，要不了几天就长好了。”
听了叶支书的话，我和刘武就在陈开才的猪粪坑里挑猪粪水，因为陈开才的猪粪坑就在屋子外，又在去我们自留地的路边，挑起来很方便。果然，不出十天，我们的蔬菜就长得好多了。收红苕的时候，我们的红苕长得十分大个，比好多农民的都好。农民们说:“你们是懒人有懒福。”
我们那块地足足收了四百多斤红苕。这么多的红苕怎么吃得完呀？农民们可以用来喂猪，我们只有喂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刘武说:“我们给薛小玲和马弟云他们拿点去要不？”我说:“要得呀。”第二天一早，刘武挑了一百多斤，我背了五、六十斤出发了。
先去薛小玲和林先蓉那里，她们正要烧火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看见我们来了，还挑着红苕，薛小玲问:“又挑又背的，要拿去卖？”刘武说:“卖什么呀，这乡下哪个还要买红苕吃吗？是给你们的，你们有没有嘛？”林先蓉说:“我们没分得有红苕地，队长说要吃就去他家拿，我们才不好意思去拿呢。”刘武说:“那就合适，我挑的这一挑给你们，田佳背那一背拿去给马弟云，不知他有没有。”薛小玲高兴地说:“好呀好呀，干脆现在就煮红苕吃，你们两个吃没？”我们说吃过了，马上去马弟云那里，要不然他出工去了就不好找了。薛小玲说:“那么你们快去，转来要过来耍不？”我说:“不来了，等赶场天我们一起去赶场。”薛小玲说:“要得，明天就赶场，我们等你们。”
刘武把背篼提起来背上，我们朝马弟云家走去。
半个小时，我们到了马弟云家门口，大门紧闭，我敲门，喊道:“开门。”传来马弟云的声音:“哪个？”刘武没好气地大声说:“咋个我们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马弟云急忙说:“来了来了！”
原来那家伙还在睡。马弟云衣衫不整地打开门，看见刘武背的红苕，问:“给我的？”刘武说:“是给你的呀。你们生产队分没有嘛？”马弟云把刘武背的红苕接下来说:“分啥子红苕哦，生产队给我一背篼麦子，把三百块钱给我了。说三百块一分不少的给我了哈，让我自己去买东西。分给我的自留地上长的全部是油菜，马上就要收菜籽了，没一窝可以当菜吃。”那三百块钱是知青的安置费，这安置费是交给生产队的，如果生产队出钱给知青购置了必需品或者做了家具，就在这三百元中扣除。
马弟云的话听得我和刘武心寒，我说:“干脆你跟着我们回去，在我们自留地上砍一背蔸菜先背过来放好，再去我们那里吃晚饭，明天一起去赶场，我们和薛小玲她们约好了。”马弟云听见高兴万分，说:“要得要得，明天去场上我还要买米，买豆油豆瓣盐巴菜油。再好不过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吃了早饭出发了，知青们最盼望的就是赶场。乐道场虽然很小，但可以在馆子里吃炒菜，喝酒，可以去乐道小学打篮球，还可以去茶馆里海阔天空。
去薛小玲她们的新草房，要经过一条壕沟，这壕沟一人深，是过去土匪们挖的。要进壕沟时，突然闻到扑鼻的花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花花，四处张望，互相问:“什么花什么花？”。一个老农民背着犁头从田头过来，对我们说:“桂花。”我们问:“在哪里呢？”那老农向右边一丛树林一指说:“在那里。”
我们一看，嚯，两棵又粗又高的桂花树挨在一起，树上结满了红色的桂花。红桂花我们从没有见过，我们欢呼着跑去，我和刘武一人爬一棵树，噼里啪啦地折下那些结了很多桂花的树枝往地上丢。马弟云站在地下喊:“这里这里。”指挥我们去折。不一会儿地上堆起了一大堆，马弟云喊:“不要折了不要折了，多得很了。”树上积累的露水淋湿了我们的衣服和头，我们不管了，一人抱起一抱桂花就往壕沟里奔。跑完壕沟，薛小玲和林先蓉的草房就在眼前，我们一脚踹开房门，大声叫着:“桂花来了！”
薛小玲和林先蓉正坐在饭桌前吃饭，见我们三个一人抱一大抱红桂花，浑身水淋淋地闯进来，惊喜地大叫:“好香呀！”
她们匆匆地吃完饭，留了一堆桂花在草房里，然后我们五个人一人抱了一捆红桂花，赶场去了。
那天的乐道场，满街都有桂花香。因为这，公社的知青们给我们取了一个雅号:五桂花。
又是一个巧合，“五桂花”合上了五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样板戏现在深入人心，我们公社要也成立宣传队，一共二十人，我们“五桂花”当然也在其中。我们五人还搞了个苏联歌曲《心儿在歌唱》的小合唱。这首歌我们一起唱过，原来是我吹笛子，薛小玲，林先蓉，刘武，马弟云唱，现在我仍然吹笛子，他们四个唱。知青里有个拉二胡的，叫罗开六，把他拉进来，这个节目就是现成的了。样板戏我们学演了《红灯记》第三场，刘武人高马大演李玉和，薛小玲演李奶奶，林先蓉演李铁梅。我们还学演了《沙家浜》第五场智斗，我演刁德一，马弟云当仁不让演胡传魁，薛小玲演阿庆嫂。此外还排练了一些又唱又跳的小节目，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白毛女中的歌曲《太阳出来了》等，我说:“不管儿童歌曲还是外国歌曲，只要我们多数人会就要得，反正农民不懂。”
赶场天，我们用印泥做腮红和口红，把一张脸打得像关公一样。然后用锅烟墨画眉毛，找了一些旧军装穿上。为了搜集锅烟墨，我们把铁锅倒过来闶在地上，用刀在锅底刮，刮了好几口锅才搜集到了一小酒杯。我们把酒杯口用牛皮纸封好，化妆的时候用毛笔蘸来画，那效果不比现在的眉粉差。
傍晚，公社的干部们把乐道场那个老戏台布置了一番，挂两个煤气灯，那煤气灯十分展劲，发出炽热的白光，把舞台照得透亮。
样板戏没有伴奏，我们就清唱。演《沙家浜》时，马弟云突然紧张，唱《想当初》那段忘词了，傻乎乎地望着我开不了腔，我悄悄地说:“想当初”。台下人太多，把整条街都占满了，马弟云听不见。演阿庆嫂的薛小玲本来是背对观众的，这时转过身放大声音说:“想当初！”台下的人都听见了，一起喊:“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那句完整的唱词是“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其它歌舞节目也没伴奏碟和伴奏带，除《心儿在歌唱》外，全部由罗开六拉二胡伴奏。罗开六一头毛呲呲的乱发，穿一件蓝色直统二马裾，脚下是一双黑色半长筒水胶鞋。虽然是十月中下旬，但有炽热的煤气灯和上千名观众，罗开六热得汗水顺着脸往下流。
从那以后，罗开六出名了。他出名的原因还不止是淌着汗水一个人拉二胡这件事，还有三件事：一是说他从来不洗衣服，穿了的衣服就折好放在枕头下，睡过几天又拿出来穿，循环往复。二是从来不洗锅，今天做饭，昨天的一圈饭糊糊还在锅上，新印盖旧印，一直盖下去。三是早上起来撒尿，直接撒在屋子外种的冬瓜秧上，说这肥料肯定好，结果把那几棵冬瓜秧全部浇死。
为了宣传样板戏，我们还去相邻的渠坝场演出。渠坝场比乐道场大多了，戏台也大多了。早早地我们便到了渠坝场。渠坝场正中有个开间很大的供销社门市，我们便坐在里面等演出。乡镇的演出要等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开始，那个时候农民们赶完了场，才能集中过来看演出。林先蓉喜欢热闹，和几个女生赶场去了。薛小玲来到我座位旁，悄悄地对我说:“你去帮我买那个”，我问:“买哪个？”薛小玲脸红了起来，指着门市柜台正中上空挂着的一串卫生带说:“买那个。”我懵了，怎么叫我去买呀？薛小玲差点要哭出来了，说:“那个人是男的！”我一看，真的，整个门市就一个男售货员。而且，他就坐在那一串卫生带下，那卫生带是红色的，十分刺眼。那个时候几乎所有门市，如果有这个东西卖，一定是一大捆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是从来没见过谁在那里有半点停留，更没有看见谁在那里买过。为什么非要悬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而且要挂那么多呢？
我犹豫着，怎么办呀？抬起眼四处搜寻林先蓉和其她女生，薛小玲看出来我要找女生，说:“她们全部出去了。”然后着急地说:“快点呀！再不快点就要出事了！”。我急中生智，跑到柜台前，抓起上面的纸和笔，写下:“买一条卫生带”，快速递给那个傻痴痴望着街上的男售货员。然后悄悄问他:“多少钱？”那日龙包售货员见了我写的字，又见我那么神秘，也神秘起来，凑在我耳边悄悄说:“一块五。”我摸出一块五毛钱交给他，那售货员扯下一条裹好，快速递给我，我把手藏在衣服下，却没见了薛小玲。正寻找，薛小玲在门口向我招手，又着急又小声，说:“这里。”我快速过去像做贼一样把那东西塞给她。薛小玲接过去藏在衣服下，匆忙走了。
我们这个公社宣传队演出名了，四周的公社，企业纷纷叫我们去慰问演出。公社的领导们格外高兴，他们从来没这样被人重视过，于是把我们集中在公社吃住。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是在过共产主义。
本来我想把陈开才拉进宣传队的，他死活不干。陈开才会唱很多纳溪民歌。纳溪民歌很有特色，连说带唱尤其经典，它的连说带唱不是像rap那样唱一段说一段，而是把唱寓于说中，把说寓于唱中，比rap高级而且可以随机应变，见什么唱什么。一次在我“家”对面那块大正沟田薅秧，大家来了兴致，叫唱薅秧歌，陈开才领，众人和。此时对面来了个女子，穿件花衣服围块花围腰路过田边，那是一条通其它队的小石板路。陈开才领唱:“大田那个薅秧哟行对行哟”，众人和:“哟哦依儿哟喂。”陈又领:“对面过来个花姑娘哟，”众人和:“哦嗬依儿哟嗬。”陈又领:“好看嘛在你的围腰上嘛，”众人和:“哟哦依儿哟喂。”陈继续领:“好耍嘛在你的半中央嘛。”众人和:“哟嗬，依儿哟——嗬——。”那女子听了飞红了脸，低着头，快步跑了。众人哈哈大笑，想捡了金砖一样高兴。
白天我们去各个公社演节目，晚上在一起喝酒吹牛，最多九点就睡觉。只有罗开六，九点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天井里拉二胡，一个人坐在一根板凳上，对着漆黑的天空拉《万泉河水》，拉《纺棉花》。最爱拉的就是我们唱那个《心儿在歌唱》，一直要拉到十一、二点。马弟云问他怎么每次都要拉《心儿在歌唱》，罗开六说:“才学会，好听，又新鲜。”
把附近几个公社都演完了，公社干部说让我们回生产队休息两天再集中，准备去周边的企业慰问演出。
我们各回各的生产队。
第二天一早，罗开六背了一本《红楼梦》，放了一盒大白兔奶糖在挎包里，糖是他前次回泸州他姑姑给他的。从他家出发往薛小玲和林先蓉家走。中途，看见鱼塘里有几个娃用网在捕鱼，已经装满一个鱼篓了。罗开六走过去，叫住那几个娃:“喂，过来过来，生产队的鱼咋个乱捉呀？拿过来，没收！”那几个娃不怕，说:“才没乱捉呢？我们队长喊捉的。”罗开六黑着脸说:“捉来干啥？私分吗？”那几个娃不知道捉来干啥，不知该怎么回答。罗开六说:“给你们两块钱，把鱼和鱼篓一起拿给我，我提到公社去。”那几个娃一听高兴了，鱼最多卖五毛钱一斤，鱼篓自己编的，那鱼还可以继续网呀。便高兴地跳着说:“要得要得！”
罗开六提着鱼篓，敲开了薛小玲和林先蓉的草房门。薛小玲和林先蓉有点诧异，问他:“怎么想起过我们这里来了呢？”罗开六说:“嗨！你们不晓得，我住那个屋基旁边有块大鱼塘，鱼多得不得了，队长说各自去钓，就今天早晨钓一个小时，钓到的都是我的。队长说他们反正不爱吃鱼，说是太费油了。你看，我一会儿就钓了这么多，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就给你们送来了。”他又把大白兔奶糖拿出来说:“我姑姑给的，拿过来一起吃，我就在你们这里吃中午饭要得不？”薛小玲说:“咋要不得呢，就在这里吃，一会儿就开始弄。”罗开六把红楼梦拿出来给林先蓉，说:“这本书给你看，你最像里面的史湘云了，是活泼可爱的快乐天使。”林先蓉没看过《红楼梦》，听说自己像书中那么好的人物，高兴地接过来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看。”
罗开六在薛小玲和林先蓉家过了愉快的一天，晚饭后摸着黑回去，拉了一夜的二胡。
又过了一天，我们在公社集中，然后去周边的企业演出。一次去纳溪造纸厂演出，那个厂有近一千名职工，演完后造纸厂招待我们在他们食堂吃夜宵，摆了一桌子酒菜。罗开六喝得高兴了，躺在一辆造纸厂送我们回去的解放牌上，望着天上的月亮不停地念叨:“皎洁的月光，皎洁的月光。”林先蓉问:“开六，诗兴大发了呀？”罗开六立马兴奋起来，说:“就是呢，我还给你写了首诗，听不听？”林先蓉不敢开腔，车上的人一起嚷道:“要听！快点念快点念！”罗开六清了清嗓子，把半躺着的身子坐起来靠着车厢，用朗诵的口吻念道:“你可是林中的百灵？你可是红楼的湘云？你先于阳光明媚整个宇宙，你用光明照亮我的心情。我孤独吗？不！当你出现，我就欣喜，我就有万语千言，如同一朵盛开的芙蓉，拥有无数美丽的花蕊。”
罗开六朗诵得很深情，众人拍手叫好。罗开六还没尽兴，问:“我这诗里有人名，你们猜猜是谁？”我们猜不出，叫他一句句地再念一遍。他念:“你可是林中的百灵，听出来了吗？”大家听出来是“林”，后面那几句不用问，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先”和“蓉”，他念完了问:“知道了吗？”大家说知道了，罗开六最会制造气氛，大声问:“是谁呀？”大家一起扯着喉咙叫道:“林先蓉！”整得林先蓉在车上无地自容。
下车时罗开六去帮她拿包，林先蓉冒火地大声斥责道:“不要摸！”罗开六委屈地说:“我没摸。”马弟云这方面反应最快，大声说:“摸了要得个屁。”知道这个意思的人一起哄笑，整得林先蓉更尴尬。从此后她不理罗开六了，让薛小玲把《红楼梦》还给了罗开六。
一次我们逗罗开六说:“人家林先蓉又没给你表示，你是不是自作多情呢？”罗开六不好意思地用普通话说:“她用眼睛勾引我。”大家更笑得凶，说:“她是个两百多度的近视，还戴着眼镜，怎么用眼睛勾引得到你呀？”罗开六不服气得很，说:“你们没遇到，等你们遇到了就晓得了。”
马弟云做出很神秘的样子问罗开六:“薛小玲那么漂亮，你怎么不去追她呢？”罗开六倒抽一口凉气说:“咋个敢？那个气场黑都要黑死人！”
“黑死人”是吓死人的意思。
后来大兴旅游开发，乐道场也因有奓口岩瀑布，状元桥，抗战小学，纳溪民歌等众多景点和传统文化成为国家级“最美古村落”，“中国传统文化民歌之乡”和“国家级四A旅游景区”。我“家”隔壁那个陈开才被评为省级“纳溪民歌传承人”，每年有几千块钱的津贴。
在颁发证书的大会上，（证书是在乐道场那个老戏台上颁发的）我遇见了罗开六，他已是市文化局局长了。他说:“田佳，你是我们出名的专家、名人、纳溪民歌发掘者，你把我们当年在这里当知青那段经历写出来嘛。我冒昧取个名，叫《乡村奏鸣曲》。”我说:“要得哇，把你的事迹也写出来，让周围的人包括你的老婆儿子笑死你。”
旁边省文化厅杨厅长正儿八经地说:“不一定，你们和我们一样，经历的那些事，看起来是小事，平常事，有些甚至是糗事，但整体的事件，却是中国不可磨灭的国事。”
我和罗开六一起对他伸出大拇指，一起大声叫道:“说得好！”
就像我们事前排练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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