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国天下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
第二节 赤子情怀（下）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仓前大队的“文革”主任、造反派首领约陈伟晚上到他家谈话。村里的群众知道后，不放心陈伟去大队主任家里，但陈伟当时是改造对象，又不能不去。村民怕陈伟出现意外，自发组织了8个小伙子，拿着锄头和木棒，陪陈伟一起来到大队主任家里，围在主任家的大门口。当陈伟一走进大门，大队主任就把大门紧紧关上，等陈伟进到厨房时，他又把厨房的门关上。陈伟当时非常惊慌，但就在他不知大队主任想干什么的时候，主任的老婆从灶台上端起一个大碗放到桌上，大队主任把桌子边的椅子拉开，很客气地说：“陈书记，快请坐。”等陈伟坐下时，才发现桌上的碗里装了满满的一碗鸡肉。主任的老婆把筷子塞到陈伟手上说：“陈书记，快趁热吃。”陈伟推辞说；“我刚吃完饭，哪吃得下呢。”但他们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同意，硬要陈伟把鸡吃了。没办法，陈伟只好端起碗来吃。没想到碗里尽是鸡肉，骨头都已经被取掉了。他俩就站在旁边一直看着陈伟把一碗鸡肉吃完。大队主任叫妻子把碗筷收走，递了一根烟给陈伟，才坐了下来。
陈伟吸了一口烟后，心里才平静了下来说：“你这么客气干嘛，我真是受当不起呀。”大队主任还是很客气地说：“陈书记，你就不要客气了，别说是一只鸡，就是一头牛你都受得起。你自从到我们大队来，做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能吃苦。我是从心里佩服你，敬重你。”
陈伟这时候才明白了大队主任约自己谈话，请自己吃鸡的原因。他谦虚地说：“我本来就是到村里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和劳动改造的，这些事也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我也是农民出身，干这点活还累不倒我。”见陈伟这么说，大队主任都有点难为情了，“陈书记，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其实，我们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只是想造那些资产阶级的反，你虽然也是当权派，但你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大队主任像是怕人偷听他说话似的，小声对陈伟说：“陈书记，以后你就做点轻松的事，别干那些重活累活，有什么事我帮你挡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别的夜晚，一个造反派头领和一个被改造的当权派就像知心朋友一样，话题越聊越深，时间越聊越久。等大队主任把陈伟送出大门时，那些焦急守在门口的小伙子，也不知道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见陈伟没有事，才一个个放心地回家了。
让陈伟没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仓前回到公社不久，那个片区有一个大队“文革”主任，却在一天早晨上吊自杀了，就在陈伟想打听原因时，下午又听到一个造反派死了的消息，一个大队一天之内死了两个人，在当时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这让陈伟震惊之余，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在时代的悲剧中，一个普通人的生死就如同儿戏一般，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事让陈伟想到了一个词：你死我活。只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平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为什么非要你死我活的斗来斗去，大家为什么就不能都好好的活下去？当然，让人活得好不好的因素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性格、事业、健康、财富、家庭等都能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活得好，但陈伟始终希望自己和家人，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活得很幸福。
不管是经营房地产公司还是投资办学，陈伟从不到银行贷款，他有一个很单纯的观点，认为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需要投到其它的地方。他在搞房地产公司和办学的时候，有几次遇到资金困难，一时周转不过来，他自己找朋友和子女们借了不少钱，还让子女找人帮忙借钱。
一直以来，陈伟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完美，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认为有情怀的工作，既需要对生活的感悟，更需要对生命的感恩，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为你个人的标签，有的时候看的是能力，有的时候看的是态度，也有的时候看的是境界。在陈伟的理解中，有情怀的工作，就是既要看重当下，也要遥望远方。陈伟常说，“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算是对国家、对社会做点贡献。”陈伟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都是10月1日，与国庆节是同一天。
2009年，九江日报社要做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专版，记者在采访中问陈伟：“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者之间，您把自己归为哪一类？”陈伟思考之后的答案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如果一定要他选，他会选择理想主义者。但在现实社会中，陈伟认为仅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当他面对工作的点滴细节时，他必须拿出现实主义者的手段和头脑，因为不管是做企业还是搞教育都不是那么好做的，都要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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