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文化上的一位朋友闲聊，说余秋雨先生并非“梁效”班子中人，也不是所谓的“石一歌”反派，反而是那个年代的受害者。他很是意外。其实，过去也正因为这方面的谣传，我虽然买了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等几本书，也一直没看。直到前两年反复查对“梁效”班子中人及相关资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见谣言比事实的生命力更强，正如杂草长得比庄稼更繁茂一样。
由此，我又想到余秋雨先生《山居笔记》序言《可怜的正本》一文，讲述了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等书籍屡被盗版的无奈与烦恼。他1996年在新疆喀什为读者签名的《文化苦旅》十有八九是盗版；1997年在中国科大演讲时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也高达半数以上。有次他在书店指出所卖的《文化苦旅》是盗版时，还被书商羞辱：“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只能像“雅贼”一样红着脸快速逃离。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盗版集团还先策划在各种传媒上对余秋雨先生的学术及文章进行莫须有的批判和攻击，然后再盗版售卖相关书籍，这不仅让其“知名度”更高、更吸引眼球，书也更好卖，而且还与之前对那个年代的造谣生事及妒忌相勾连，真可谓名、利面前无所不用其极。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还说，清代李渔为躲《闲情偶记》的盗刻盗印，不得不数次搬家以远离盗版者，但这一招在传播极快的现代是毫无作用的。这让以文为生者心境、经济受损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拢乱了正常的文化生态，使得满是错漏的盗版本籍遗害读者。
这种文艺文化之类的盗版书籍出现错字别字或者文句不通等，其危害和影响还不算大。最为可恶的是教材教辅等知识类的盗版书籍，可能会给学生等带来久远的知识性错误。记得当年我妻子上电大时，有道数学代数题一直做不出正确答案——书后附有习题答案。于是，我便帮着计算，一直做了个通宵都没能算出与书上一致的标准答案。只得去请教一位高中数学老师，那位老师列式运算了以后告诉我，要么书上的题是错的（很简洁的一个答案），要么答案是错的。这就是盗版书，至少说是极不负责任的出版社所出之书而带来的危害！我还曾经在电大兼职上过两年《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在上册课文曹植杂诗其六中，把“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印成了“烈士多悲心，小人偷目闲”！同样，在这本教材所选的《诗经·卫风·氓》中，对“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隰”的解释说：“低湿之地。一说应作‘濕’，即后之漯（tà）河，与淇同为黄河支流，在卫境流过。”这里“低湿之地或沼泽之地”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即：淇水再宽总有个岸，低湿的洼地沼泽再大也有个边。而“漯（tà）河”之解都是多余而不准确的，因为漯（tà）河在鲁国（山东），而本首诗是写卫国（河南）之事，应该不会牵扯到鲁国。另外，四川辞书出版社对“隰”的解释也是：“当作‘湿’，水名，即今漯河。”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指漯（luò）河还是漯（tà）河？二是河南的漯河是由“螺河”而来，没有“漯（luò）河”或“螺河”这一水流；而山东的漯（tà）河早已不在，只是古河故道，因此也说不通。不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沼泽”之解准确。这里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盗版教材、知识类书籍而出现错误，那会造成误人子弟的严重问题；即使非盗版，但如果出版社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和专业水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出版社仍然避免不了出现类似的问题，应该予以严管和打击。
一般来说，盗版书往往错误百出，尤其是错字别字；装订粗劣，即容易脱胶掉页；纸张很差，没有正常的墨香味甚至还有一股甲醛味。单从装订这方面来看，我手头这本网购的《山居笔记》都很有可能是盗版。只是这些年盗版书的印制变得越来越精美了，真还很难辨别真假。同时，现在的正版书也出现了过度包装的倾向，还全都用油纸封上，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到书店蹭书看的乐趣了，也不能随意翻阅一下书的内容或看看其装订、纸张如何，以便决定是否购买。我想，这也是很多爱书之人的一种无奈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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