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台湾的原住民团体聚集在凯德格兰大道上抗议《原住民族土地划设办法》，抗议在办法当中排除所有的私有土地。在抗议当中，除了涉及到原住民的历史议题与转型正义以外，社运团体在抗争中也常常提到“社造”一词。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浅显地介绍了台湾的社造运动，希望让读者朋友对这个在其他地方听上去冷门的词有一些了解。
社区营造运动的历史背景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下简称「社造」）是90年代中期，台湾文化部门的最高指导单位—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现在的文化部的前身），所极力推动的文化政策。其核心精神是政府部门透过政策鼓励以及经费补助等方式，鼓励地方乡镇基层行政机构、人民团体，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运用在地资源与想象力，进行文化、经济、社会的改造工作。这个政策同时鼓舞了许多艺术、文化、建筑等领域的工作者走入民间，创造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台湾台南市后壁区土沟里的社区参访活动，图据维基百科
9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会大力积极的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政策，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在 1980年代末期开始面临到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上，过去以牺牲社会及环境成本追求高度经济成长的发展模式，遭遇到来自民间的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等社会运动的挑战。从反对地方兴建垃圾焚化炉、农药厂、变电厂、甚至是核能电厂、核废料处理场的抗争，到反对开放美国水果进口的农民抗争，以及客运业司机抗议劳动条件恶劣的罢工，1980年代中叶以后的台湾社会，经常可以看到当时媒体上称为「自力救济」的民间社会运动的事件发生。
而在政治上，许多处于边陲地区的乡镇，也对过去国民党政府偏重台北市等核心工商业地区的资源分配方式提出质疑。而新生的民进党则利用这种情势，提出「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战略。让1990年以后的台湾政治一直处于「绿色地方县长对抗蓝色中央政府」的角力中。
在文化意识型态上，过去国民党在政治、教育、意识型态上的主要是以大中华主义的文化霸权（Hegemony）为主，对于本土的闽南、客家、原住民文化，不管是语言教育或是艺术表现上，往往都刻意压抑。另外一方面，国家主要的文化、艺术机构，大都以推广欧美风格的古典音乐、现代艺术…等菁英化、现代化的文化艺术表演为主，台湾本土在地的文化活动饱受排挤。在1980年代中叶后，台湾各地兴起了许多「地方文史工作室」，开始进行地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传布，并举办相应的文化观光推广活动，由此甚至发起了各类的古迹/文化资产保存运动、客家人以及原住民的「还我母语」运动，对于原本国民党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强烈的挑战。
1988年台湾的「还我客家话」大游行，图据客家委员会资讯网
从国家机器转型的角度来看，「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的国家机器为了因应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危机，所提出的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霸权计划」（Hegemony Plan）。这个计划试图透过政治权力下放，建立国家与民间的中介机制，化解来自民间社会运动的挑战。透过社区运动多元的、在地本位的发展想象，将公共资源以「补助社区」的名义下放给各基层乡镇，以化解对过去「中心化」的资源分配方式的质疑。透过强调各个乡镇的历史文化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建立以「乡土」和「社区」为中介的集体认同，以解决原本的国民党大中华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
「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化解了国民党政权在80年代末期面临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为90年代中期李登辉的执政建立统治基础，打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机器。但在另外一方面「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也转化了台湾民间社会在1980年代末期解严后释放出来的力量，导向社会的多元化与公民素质的提升。
社区营造运动的执行方式
以上简介了90年代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执行背景，以及当时领导者对于这项政策的企图心，下面则尝试以简短的篇幅简介其执行方式。
1994年3月，当时行政院院长连战于以「为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而努力」的专题报告中，提出「十二项建设计划」，其中第三项为「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社区文化软硬件设施」。此项计划以强化与文化艺术相关的软硬件工作为由，为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推动，提供了大量的财务、人力、业务上的支持。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含软硬件改善的「社区文化发展计划」，包括地方文化设施的硬件改善的「充实乡镇展演设施」、「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主题展示馆之设立及文物馆藏之充实」、以及文建会原有的「美化空间」项目计划，尝试结合地方文化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的力量，结合相关软件活动，改造提升现有的地方文化展演艺术设施的内涵质量。
在软件方面的改善则是配合上述硬件计划，以文化艺术形式作为切入点，以社区为对象，启动社区意识的建立，整合相关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计划，企图透过这些计划的执行，激发在地居民的自我能动性，主动参与、执行「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观念与做法。
更具体的执行方式，虽然变化万端，但大致上可以从地方化、参与化、产业化三个面向来略述之。
地方化
从1949～1990年间的台湾文化政策，大都是由中央为主导，除了提倡现代性的精致文化外，也不乏为了对抗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大革命，而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90年代开始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则把文化政策的主导权下放，尽可能交由地方文化机关去发想、执行，让地方县市的文化专责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主导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工作
例如：原本行之有年的「文艺季」活动，从1994年起改成在全台湾各地举行的「全国文艺季活动」，由过去的中央统包主导，改为以各县市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特殊人文社会状况，发掘、运用地方资源，结合地方人才，藉由地方上每年度不同的主题、项目或举办地点，举办相关艺文活动，完整而细致地呈现不同的地方艺文特色。
负责执行「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行政院文化建设会委员会（简称：文建会）对外表示：
「地方才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在；中央的政策要呼应全国各地方的需求。整个国家的文化政策走向，应该决定于基层需求，由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来形塑。地方强壮站立起来，整个社会发展才会正常化」。
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全国文艺季」变成了各个地方政府展现自己的创意、资源、特色与行政管理能力的舞台，改进提升了各个地方文化机关的体质、对艺文活动的理念、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力。而透过参与这些地方艺文活动，地方居民和社群，找到了对自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也在一种自由、轻松的情境下，把独立的自我和社会、族群、产业、民俗等联系了起来，凝聚了社群与居民的共同体意识。
曾经被列为全国文艺季压轴节目的花鼓阵表演，图据云林县文化旅游局
参与化
「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是「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核心理念，可以说如果略去了这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整个社区营造也不成为社区营造了。但所谓的民众参与并非是把民众找来一起开会，发表意见，或是听取长官报告、为政策背书，而是透过多种多样不同的各式活动，把民众拉进关于集体意识、集体认同的创造凝聚过程中。
例如：在「十二项建设计划」中的「社区文化发展计划」项目下，「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简称「地方空间美化案」）的执行来说为，这整个计划的执行看似在进行地方环境空间的美化改造，但其实是要透过环境空间意象改造为由，鼓励居民主动关心社区内的传统文化建筑空间，并扩展到社区内的其他公共设施的整顿，成为居民从事改造地方软件文化环境、重建地方文化产业的起点，并藉以凝聚居民社区意识。
例如：「淡水社区工作室」的淡水老街计划、桃园大溪老街的街屋振兴计划、嘉义新港大兴街整治计划、宜兰二结王公庙保存计划等著名的案例，都强调深度的居民参与和自发性。甚至在计划执行前后，都曾透过举办过文艺季的活动，将硬件的计划与软件的活动互相结合，试图引导居民思考一种不同的地方发展愿景。更进一步的，透过「地方空间美化案」的执行，由参与计划的地方居民和专业规划团队依在地的资源与条件，共同来思考解决地方发展的困境的线索。
淡水老街，图据嘉欣租车网站
新竹的「仁德街造街计划」也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距离新竹北门不远的仁德街，是二战结束后新兴的街道，但却拥有许多独特的历史的记忆，例如：新竹最早的「新竹写真馆」（照相馆），已故著名书画家陈心授四十余幅现存国画作品，日治时代叱咤一时的新世界戏院与新舞台戏院，以及棺材店、青草店、童装街、纸糊厝…等古老行业，都是仁德街居民引以傲的「社区之宝」，重要的社区文化资源。
1998年，新竹仁德街成为「社区总体营造示范点」，就由地方文化工作者和地方社区民众组成「仁德街造街委员会」，经由民众讨论规划出图书馆、儿童文教中心、老人休闲中心、「无障碍空间景观」、电缆地下化、人行道铺面彩绘化、路灯艺术化、街道立面特色化、环境绿美化….等等营造项目，并准备打通仁德街至城隍庙路口，建立一个文化、景观与商业并重之幸福家园。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参与化」精神，也深入到原住民部落，花莲的光复乡，为马太鞍与太巴塱两大阿美族部落的所在地。这两大部落也是花莲县阿美族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与历史典故保存最完整，且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
在地方居民意识到了自己文化濒临消失的危机后，马太鞍社区发展协会在八十五年发起成立「邦查文史工作室」，以营造属于部落特色的生活环境为目标，同时也希望改善族人生活质量，并藉以吸引观光客，达到传承与发扬文化的目的。而太巴塱则有一群原住民部落青年，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组成了太巴塱青年读书会，和族人共同思索部落的未来。他们运用东华大学、花莲师院、慈济花莲文化中心、乡公所图书馆等外力咨询资源，举办讲座研习和才艺班，如木雕、编织、彩陶、版画等技艺，促使这些技艺文化可以走向产业化。训练文史工作人员从事田野调查、整理文史资料、操作摄影机采集保存文化资产，举办母语训练、翻译文章、母语写作，成立社团研究传统舞蹈歌谣发扬优良文化，出版社区报，报导社区动态。
马太鞍社区中的民宿，图据人民网
「太巴塱部落」的青年会中有人想藉由文学创作传承文化，有人则已经开始采集部落的传说和历史，成立了木雕工作室。当地学校的太巴塱小学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以木雕记录了生活和部落传说。年轻人的热忱和活力也感染其他人，一股新兴的力量在族中开始动了起来。同样的在马太鞍部落，经过族人的努力，他们记录、翻译部落耆老口述的神话，采集歌谣，学习领唱、编织和木雕。让阿美族原住民美丽的神话传说、传统的技艺与歌舞，逐渐回到居民的生活中，甚至于木雕班和其活动都获得热烈回响，并在全国原住民木雕比赛中获奖。
宜兰县二结社区王公庙的「千人移庙」可谓是90年代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历史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二结王公庙在地方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1993年，由于二结王公庙位于都市计划道路上，可能要被迫拆移重建，这消息震撼了二结社区每个人的心。
二结王公庙旧庙，图据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
由于不愿自己地方的王公庙被粗暴地拆除，庙方管理委员会以及地方人士组成的「大二结文教促进会」，多次表达保留老庙的心愿，社区意识便在这种过程中逐渐激发、凝聚起来。地方人士的声音引起了文建会官员的重视，于是透过「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案特别给予支持，希望能够保存这座兼有艺术价值与地方居民情感的老庙。
在经过五、六年的记录、保存、讨论、参与社会博览会展示以及和专业者与政府之间长期的互动后，1997年9月，在仰山基金会和文化环境基金会的协助下，举办了「千人移庙二结埕」的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与大二结的居民，同心齐力的用六条大索把旧王公庙象征性地从原址向东推移了五、六尺，再用机械动力工具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最后将旧庙移到原址之外160公尺远的地方，再转个面向，与计划中的新庙，隔着庙埕相对。
透过「千人移庙」这样一个仪式，二结人的共同体精神被激发，二结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投入也，『移庙』不只是工人和师傅的事，更是整个庄头（社区）的大事，大家都愿意出一份力。旧二结王公庙建筑的平移保存，不只是保留一个传统建筑的硬件空间，更种下一颗社区文化的种子，准备在未来结出众多丰硕的文化成果。
产业化
台湾各个地方社区大都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凋零的问题，而文化资产保存的问题，又往往会和经济发展起冲突，但是产业发展本来就是文化发展的一环，过去的产业活动轨迹，变成了现代的文化，而在重视文化产业的现代社会，文化也成为地方经济再提升的锁钥。
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提出的第二年（1995年），文建会与台湾手工业研究所结合，举办「文化、产业」研讨会，请国内以及日本学者专家、中央及省府相关机关代表、各县市长、乡镇长、文史工作者及产业界代表六百人，就「文化‧产业」与社区总体营造进行多埸研讨及经验交流。会议结束后，由手工业研究所整理出版了「社区总体营造日本案例一百选」、「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与实例专辑」、「文化‧产业研讨会论文集及会议纪录集」。
日本的宫崎教授在会议中，介绍了日本的「造町」经验：为能持续的落实，必须让社区内的居民有安定的工作和收入，所以其工作不仅在于实质的空间改善，而且还要透过发掘地方特有的资源，改善经营方式，获得充裕的资金等方式，来确保并发展地方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以带动地方自足性的永续发展。
该年的「全国文艺季」中也出现了「社区造街」（嘉义桃城美街活动、大溪老街的牌楼保存）、「产业文化」（高雄的桥头糖厂、新竹市的玻璃艺术等等）与地方经济振兴有密切关系的活动系列。透过重新检视地方历史、人文、环境特色，并利用转换为地方发展的资产，协助地方发展文化产业。
位于宜兰苏澳的「白米社区」是「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并结合地方资源参与的一个经典案例。「白米社区」位于全台湾最大的碳酸钙石化基础原料的生产地，社区环境长期笼罩在工业污染的阴影下，因此有长期的环保抗争历史。
地方居民在历经长期的环保抗争后，逐渐体认到这激烈的行动并不足以改变厂方的污染，自1995年起开始以「社区总体营造」的观念，从「传统木屐产业」作为切入点，营造「白米响屐村」。在各界社区营造专家学者及手工业设计专家的帮忙下，社区举办木屐传习班、皮雕研习班、企业经营管理研习班各种研习，紧密与居民沟通建立共识，试图重新生产符合现代需求的新世代彩绘木屐，成为地方引以为傲的特色。
白米社区的木屐产业，图据百度百科
1998年、白米社区又陆续完成了木屐工作室、木屐展示馆、木屐街坊的设置，同年十一月还成立了社区合作社。几年下来在白米居民、社区木屐师傅共同的努力下，社区中擅长手工制木屐的老者，加上社区青年的创意，各种彩绘木屐、小木屐等产品，陆续被开发出来。
苏澳镇白米响屐村木屐产业文化说明了从创意出发的地域产业与社区发展潜力紧密的共生关系，地方社区居民以地方特有的人文、空间、产业等资源为基础，试着要去建立一个自主的、永续的、富地方特色及生命力的地方文化环境，提升整体空间环境质量，促进地方的繁荣与发展。
结论—从政府到民间
经历过多年的努力，「社区总体营造」从一个拗口的专业名词，成为全台湾媒体、舆论、政策说帖、工商企划书….上经常出现的用语，然而，诚如文建会对外出版的书籍、档所表示：
『所谓「总体营造」思想或模式，最核心的部分是在于有关社区的各种公共事务，都应该由社区居民来共同参与和关心。如果一切事情都由政府部门在主导，而居民只是被动地在接受援助和建设，那就不叫社区总体营造。』
但这并非表示政府和专业人员，在社区总体营造过程中完全没有角色，事实上，
如何设计出一种机制，让地方社区居民能够自主地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社区营造专业者及行政部门设计者的核心责任。而政府部门的行政和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整合与提供资源和信息，激发社区民众的自主性和动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地方和社区，可谓是社区总体营造成功与否的关键。
从政府部门的文建会的立场来说，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过程或出发点，可以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可是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社区认同、集体意识、公民意识、共同体意识的营造过程。
表面上看来，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似乎举办了很多活动，或增加了一些空间设施，或是开发了一个濒临没落的地方的未来发展，但其实最终效果是建立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公民主体、新的社区与新社会。
社区营造的成果
本文的上篇简介了90年代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执行背景、执行方式，本文则从台湾民间参与九二一地震灾后救灾／重建所展现的强大力量，说明９０年代台湾社造运动的成果，并中看到其实践的局限。对这些成果与局限的反省，促成了后来台湾文化政策内容在千禧年之后的改变。
公民意识与素质的提升
关于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思想理论渊源，一般咸认为台湾社造政策的推手的前文建会主委陈其南，在90年代出版的《公民国家意识与台湾政治发展》一书中提到，在西方的民主政治概念中，所强调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乃是透过一层社会契约的形式搭建起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连，也就是经由社会契约对于个体的制约，建立起一个强固的国家共同体。
陈其南，图据东网
反观中国传统社会中，却因为一直缺乏公民意识和共同体社会契约，任何的自治活 动与自治组织很难运作，中国社会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文化性的、血 缘性的关系，缺乏西方社会中特有的公共性关系。孙中山曾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合作的群体性格，即在说明这种中国的社会关系。
因此，陈其南认为，除却民主化等政治制度的问题外，台湾的政治社会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乃在于做为公民社会基础的各种专业团体始终未能确立其伦理规范与政治角色。而且，乡镇县市的行政单位中，无法建立社区认同意识以及社区自治体制。由于，地方草根民众没有培养出共同的生活伦理，公民社会的理念无法实践，民主便无法深化落实。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其南在９０年代担任文建会副主委时，便大力推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并获得李登辉大力支持。十余年的社造运动，确实改变了台湾民间社会的惯习，并为台湾公民社会建立基础。许多来台湾游玩的中国游客，常会强调台湾人文生活环境的美好，并以为这是台湾充分保存了中华文化之故。但其实在８０年代的德国媒体还曾经说台北市的生活环境恶劣，宛如『猪圈』。当年的台湾由于经济发展快速制造大量废弃物，地方乡镇民众拒绝兴建垃圾场，演变成各地方政府间的「垃圾大战」，各地垃圾无处可去，大量堆积在街道上。
但是从９０年代开始，台湾各地萌发的文史工作室、文建会推动的社造政策、国家机器努力提升改进公共服务设施质量、以及日系服务业资本与文化（如：百货公司、７－１１）的进入等等诸多因素，改变了台湾人的生活质量与面貌，从而创造了今日所谓「台湾最美的是人」这样的神话。
民间社会与国家的互动，难免也会产生冲突，９０年代社造运动中冲突最剧烈的当属高雄美浓的反水库运动。高雄县美浓镇这个传统的客家乡镇，利用社造运动建构出来的集体社区意识与文化，凝聚地方力量，持续的跟政府互动、沟通，并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2000年时，政府宣布美浓水库停工，成为90年代台湾民间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美浓反水库运动，图据中时电子报
另外，1996年新竹「金山面」社区，由于高铁预定路线经过，会破坏当地的老土地公庙和百年老树。社区的地方人士多次举办座谈会等活动，号召社区民众参与护树，要求台湾高铁公司变更路线，以保存当地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樟树和土地公庙。并在1998年，获得高铁董事长殷琪同意，变更路线，以保存老树与相关文化古迹。
在美浓反水库以及金山面保护老树的运动中，透过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建立起来的社区共识，以及对于地方文化的重视，在不断的讨论互动中，形成面对政府的集体意见。政府也以社造的「由下而上」的方式，参与并理解地方社区的意见，并设法将民众的意见反映在政策的修订中，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实践精神，可谓是社造政策对于台湾社会公民意识塑造的重要成果。
民间力量的壮大与整合
如同前文所述，80年代末期的台湾社会到处都在发生着被称为「自力救济」的集体事件，强烈的挑战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与国家机器治理民间社会的合理性。但是透过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权力下放、民众参与等等工作，配合国家机器的民主化改革，反而提供了国家有效治理民间社会的基础，同时民间社会的力量也在社造思维影响下不断壮大，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
这种民间力量壮大的成果展现，最具体的表征当属，九二一地震的救灾／重建工作。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中部发生芮氏规模7.3的严重地震—九二一大地震，又称集集大地震。台湾中部的的台中、南投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死伤惨重，各项公共设施遭受严重的损毁。地震发生之后，民间慈善团体「慈济功德会」立即投入第一线的救灾工作，并透过其公信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募款，将其运用在协助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上，尤其是受灾地区损毁的中小学校的重建。其他的宗教团体、民间团体、志工组织、文化团体例如：一贯道、长老教会、人本教育基金会…等等，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投入救灾工作，并设法募集社会资源协助灾区的各项重建工作。
九二一大地震教育园区，图据Vrwalke
民间团体之所以可以在救灾重建过程中，发挥这么大作用，主要来自于解严以后，台湾政府对于人民团体自主发展的鼓励。根据统计从1988年到1996年，台湾的宗教团体成长达8.12倍，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成长也有3.77倍。这些团体已经建立起内部的组织动员网络，以及对外的公信力，并能够对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因此能够在救灾、重建过程中，补足了国家救灾体系的不足。
为了能够有效整合民间捐款，发挥重建资源的最大效能，民间团体并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出任总召集人，组成了「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简称「全盟」。虽然有部份的民间团体例如：慈济，并没有将其资源交给「全盟」运用监督，但是「全盟」的成立与运作，展现了民间团体在募集到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具有管理监督的能力，并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社区营造思想影响下的九二一灾后重建
政府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鼓励与辅导，使得民间力量在救灾重建过程，发挥积极正面的角色。而90年代持续推动的而「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则提供了关于灾后重建工作，非常重要的愿景想象与沟通语汇。在官方制订的《灾后重建工作纲要》的条文内容中，明订社区重建计划应采取由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央支持，由下而上的过程进行。
同时为了落实社区民众参与，在重建工作组织的设计上，除了县市乡镇等地方政府成立「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外，各社区亦得视其需要由社区领袖或村里长担任召集人，邀请社区居民、学者专家、企业代表、政府机关代表组成「社区重建推动委员会」，负责协调整合居民及各机关意见，并参与社区重建计划之规划。
当时负责制订《灾后重建工作纲要》的经建会主委江丙坤指出：
「经建会于研拟《灾后重建工作纲要》时即已体认『社区总体营造』对灾区社区重建之重要性，乃本着社区总体营造理念，研拟社区重建计划。社区总体营造是今后推动灾区重建工作所不可或缺之方式，也是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成功的主要方法」
从这段话中可以见得「社造」思维对于九二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重大影响。
「社造」运动对民间团体的影响
而进入灾区参与九二一地震救灾及重建工作的民间团体，也结合了「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思维理念，产生各色各样的实践方式。
建筑以及生活空间的再造，是「社造」工作很重要的一环。一些曾经参与社造运动的建筑师以及建筑科系师生，带着社造思维参与了地方社区的重建工作，例如东海大学建筑系对于南投中寮乡重建工作的参与。另外有一些建筑师，则投入了灾区中小学重建的设计工作，创造出了许多令人激赏的作品，例如：曾经参与设计宜兰「冬山河」的日本象集团协助设计台中石冈土牛小学。东海大学毕业的建筑师姜乐静则以「南投县信义乡潭南小学设计案」，荣获第三届远东建筑奖。而来自新竹的建筑师谢英俊，则在参与日月潭邵族的组合屋设计兴建工作中，创造出结合自力造屋与原住民族文化传统的「邵族屋」。
邵族屋，图据网络
潭南国民小学，图据网路
石冈土牛小学，图据网路
许多过去参与「社造」工作的民间团体、文史工作室，如果是刚好位在灾区的团体，例如：南投埔里的新故乡基金会、南投军功寮的南投酒厂工会，往往就在地方救灾及重建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位于非灾区的民间小区团体，则各自运用其经验资源进行「跨区域」的协助。例如新竹北埔的「大隘文化生活圈协进社」，投入协助同样是客家聚落的台中石冈乡的重建工作。台中的「果然工作室」则进入偏僻的南投中寮乡印行「中寮乡亲报」，协助灾区对内以及对外的信息传布。
中寮乡亲报创办人之一冯小非，图据非常木兰
「社造」思维除了影响到官方的重建政策外，也影响到一些原本和社造工作距离较远的民间团体。例如：在台湾历史悠久的基督教长老教会，将教会募集到的资源结合灾区的教堂，设立了许多的「重建关怀站」。将教会原本擅长的社会福利工作，和「社造」思维相互结合。而台湾的「中小学教师会」也将其募集到的资源，用以协助灾区的会员（中小学老师）与居民成立重建组织，希望灾区的学校老师可以和社区一起携手合作进行当地的重建工作。
灾后重建工作对「社造」的挑战
在「社造」思维以及过去社造的成果，大量的展现在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灾后重建工作也强烈的挑战了「社造」工作的局限与基础。
投入「社造」工作的民间团体与参与者，多半长于文化教育工作，事实上9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社造」运动，主要也是由中央的文建会负责推动。但是灾后重建工作是一个包含软硬件的全面性的重建工作，这使得「社造」团体在重建过程中面对到局限，尤其是经济以及建筑方面的问题。有些参与灾区重建工作的团体，之后长期停留在灾区乡镇，投入了当地的农业、经济重建工作，例如发展地方有机农业，建立小农的农业产销平台、社区深度文化观光产业等。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态村」，以及由「中寮乡亲报」转型的「溪底遥学习农园」，都是由救灾重建转化为经济再造的著名案例。
桃米生态村，图源见水印
建筑方面的工作，虽然有许多建筑师展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是由于整体灾区的范围太庞大，重建工作仍然显现出专业人力不足的问题。尤其许多公寓、大厦等「集合式住宅」，以及传统的农业聚落的老房舍，由于其产权的复杂繁多，造成了重建工作的严重困难。虽然官方努力透过修改法令进行解套，但是仍不免有激烈的抗争行动。
整体来说，九二一灾后重建工作，展现90年代中期政府推动「社造」运动的成果，但是也充分凸显社造运动的局限性。经历过九二一地震重建工作洗礼的台湾文化政策，站在过去「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建立的基础上，开始强调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公民权的重要性，由此带向台湾文化政策新一波的思考方向。
（作者：解影，惟静默，生言语；惟黑暗，成光明），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