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为什么我把“词人”排首，而将“政治家”排尾？
这是因为，在阴雨如晦的南宋王朝，辛弃疾空有一腔政治抱负，却得不到施展，在当时看来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成就卓越的词人，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词章名篇。
比如，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破阵子》、“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菩萨蛮》，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青玉案》、“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贺新郎》，还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西江月》、“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清平乐》……
随政治仕途之变而变的，是辛弃疾的词作风格。从前期的激情澎湃、忧国忧民，到后期的闲云野鹤、寄情山水，从中可以看出他关注视角和内心情怀的转变。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一生以洗雪国耻、恢复中原为志，可是仕途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1181年农历11月，由于受到弹劾，官职被罢，辛弃疾来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现在问题来了：辛弃疾一生走过的地方颇多，应该有很多定居地可以选择，为何最终选择了上饶？
上饶，古称信州，东联浙江，南挺福建，北接安徽，自古就有“八方通衢”和“豫章第一门户”之称。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于临安，距离信州只有八百里行程，信州的交通地位十分突出。
洪迈《稼轩记》说，辛弃疾之所以择居上饶，是因为“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
道路通达才四处便近。进，可以即刻入朝；退，可以归隐安居。由此看来，辛弃疾之所以选择定居信州，交通便利是他的第一考虑。
古往今来，有一个规律几乎通用：一个城市及其辖区的兴衰变幻，取决于一个至关紧要的命脉——交通。交通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兴衰的神秘钥匙，交通发达时则发展兴盛，交通滞涩时则城乡衰败。
上饶之便利交通，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一条通京大道穿越全境。《上饶地区交通志》载：“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越裳氏三象重译来朝献白雉，洛阳至广州大道已通。自河南洛阳经安徽宿县，江苏扬州，浙江杭州、衢州、常山通今江西玉山、上饶、南昌、赣州而入广州。”
公元前11世纪，越裳氏从广州去洛阳朝贡，如何行进？完全靠11路步行是不可能的，只有走水路。融入百越的越裳氏善于操舟，由广州行至江西界再无水路可通，只能弃舟登岸，翻越庾山梅岭。过岭之后，循赣江水路通鄱阳湖，逆信江而上，过贵溪、弋阳、信州（上饶）、抵达玉山。再弃舟登岸，陆行过岭进浙江常山，换舟由钱塘江水系到达杭州，此后扬州、宿县、洛阳皆有水路可通。
这就是古代最早的“京广线”，上饶也成为当时“京广线”上的重要枢纽之一。
此后，以这条“通京大道”为依托，江南交通状况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开拓。到了唐代，这条路线图都基本没有改变。
长久以来，这条古道都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官商大道，担负着繁忙的漕运、驿运、商运和军运重任。悠悠千载，但见（信）江（鄱阳）湖水面舟楫连樯，玉（山）常（山）道上一片繁忙。通京大道的开通，让上饶这块土地快速苏醒，接受并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充分融合。
依托独特的地形地貌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北宋后期与南宋初年，上饶成了南迁的大族与朝廷赋闲的士大夫集聚之地。《稼轩记》中说“（当时）环城中外，买者且百数。其局不能宽，亦曰避燥湿寒暑而已耳。”
辛弃疾也钟情于上饶这一方水土，斥资在信州带湖兴建新居，取名“稼轩”。
淳熙九年（1182年）春，带湖新居初成，辛弃疾作《水调歌头·盟鸥》：“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也罢也罢，既然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如结盟鸥鹭，相伴山水，过一段惬意舒适的田园生活。辛弃疾22岁时南归，在南宋生活了45年，前18年随任而居，后27年基本都居住在上饶。
大美上饶，给词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年间的《江西通志》引宋释觉范《信州天宁寺碑记》：“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饶冠江南。鹅湖、博山、龟峰、怀玉，号称形胜，而灵山尤胜绝。”
游走于信州的美丽山水之间，远离了官场的尔虞我诈，远离了世俗的纷扰猜忌，再多的怅惘与苦闷，无奈与不甘，在这一地，在这一刻，都放下了。在这片安宁的土地上，在恬淡的田园生活中，词人与自然同行，与风月同醉，小写下大量不朽的词作……
感谢信州，感谢带湖和瓢泉，留住了辛弃疾，也涵养了那么多“大格局”之外“小清新”的词。那些郁闷中的释放、行走中的情思、豪放中的妩媚，带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稼轩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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