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十一个思想观点,想要理解这个思想观点,需要知道作者生活的那个时期,法国关于左派右派的政治历史文本背景,在这个人就不爬梳相关史料进一步展开延伸了,只是谈谈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作为民众在投票选举某一派别担任自己的代言人这一过程中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在书中表述的有哪些问题呢?第一,这些所谓的阶级利益代言人讨论的话题转变了,从探索与抗争,变成了“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从阶级关系变成了“共同生存”,从社会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变成了“个体责任”,从压迫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变成了“社会契约”“社会共识”。
第二,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一边鼓吹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自由的,人们应该忘掉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们得在这事上保持缄默,并任由统治者做他们想做的一切),另一边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关于社会团体的(也就是“阶级”)意识,并以工作权利、教育系统、分配体系中必须实行个人化(或者去集体化、去社会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解。
归结到底一句话,就是原来你投票选举出来代表你发言,代表你利益的那群人已经不再代表你的利益,也不为你说话了,他们关心自己这个群体的利益以及自己的利益。
本书的第十二个思想观点,作者观察到他的母亲作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他们会贬低那些移民务工人员,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来获得优越感,也可以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以及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与此同时,他们会透过代表他们利益和发言的人来否定这些外来人员在这个国家应有的权利,从而获得自我肯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可能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他们权益的人,同样也在否定他们的权利。
本书的第十三个思想观点,作者在回忆自己在一个以出身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精英学校生活时,发现学校系统通过它所有的机构,向它的受众施加一系列社会指令,所有因素会共同作用于那些在屈从指令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自己并不属于此地的隔阂感,比方说,学校的音乐课,老师拿来的影碟,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能早就耳濡目染,所以自然而然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而出身平民阶级的孩子可能就压根听不懂,这就是作者提到的所谓的隔阂感。
那面对这种隔阂感怎么办呢?第一,继续这种本能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没有特定主题,只是表现为总体的倔强态度,包括不顺从、不得体的举止、反感、讽刺、固执的拒绝,最后,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因为外力作用而被无声地剔除出教育系统,但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由作者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二,便是屈从于学校体制,适应它,接受它的要求,从而成功地将自己留在校园内部。因为,反抗,意味着失败,而屈从,意味着自救。
本书的十四个思想要点,作者谈到在其中学教育之时,单纯地爱上了一个男生,但这个男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身份代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与作者差距实在太大,但作者因为爱爱上了他,因此想取悦他,模仿他,努力理解与学习他所在的那片文化艺术世界,这对作者的成长经历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对作者而言,正是因为这段友谊致使其本能的对于学校文化的反叛(它来源于我的社会出身)没有简单地演化为对文化的拒绝,而是而是转变为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一开始,杜拉斯和贝克特吸引我,但萨特和波伏娃很快就取代了他们在我心中的至上地位,以至于我必须亲自见到这些作者,阅读他们的著作。
但是在这段交流经历中,作者也意识到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结构和阶层现实化的结果,即便是友谊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脱历史的负担:因为一对朋友,就是两段社会史试图共存的过程,有时在一段关系的发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阶级“习惯”的惰性作用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伤害。即便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话语并不具有很强攻击性,也没有故意想要伤害对方,但上述事实依然成立。
本书的第十五个思想要点,作者对自己成功的考上大学之后的这段经历的反思,在他看来,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比如:农民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
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的位移”,人们使用“民主化”这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构的位移,在位移过程中,结构除了外表发生变化之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状态,几乎与之前一样严苛。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些学生考上大学,依然找不到工作。
本书的第十六个思想要点,作者在回忆自己考博士时,对那段经历的反思,作者发现文凭的价值与个人社会身份紧密相关:作者的DEA教育经历没能让我像其他人一样通向获得博士论文的道路,因为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经济条件保证生活(如果一定要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坚持写论文,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因为这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所以无须再推迟对它的揭露: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
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说到社会资源,作者啥都没有,或者者说得更准确些:作者当时完全没有社会资源,作者也不掌握相关信息。所以,作者的文凭没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价值。
本书的第十七个思想要点,作者对同性恋运动的评述,在作者看来同性恋运动旨在展示一个公共形象,确认自己可以在一个私人空间中自得其所,并“有权无视”外界社会,但显然这一幻想已经被他们的个人经验所揭穿,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经验必然证明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如此不可分割,证明了“私人空间”本身就是公共空间的产物,也就是说们最隐秘的心理角落也同样是被性规则下达的指令所塑造的。
其次,真实的侮辱或者潜在的侮辱——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接收到的以及我们怀疑指向我们的,同时我们试图压制的侮辱,再或者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任何地方、无时无刻不受到攻击的那些暴力的、不停歇的侮辱——构成了我们与世界和他人的基本关系。一个个体,作为一个被侮辱的人生活着,作为一个被社会目光与言论所贬低的人生活着。
再次,一个通过被命名而被贬低的客体,就是一个被性规则的结构生产出来的屈从的主体(其中言语侮辱只是最显见的一点),而我们所有的意识(以及无意识,只要我们能够清晰地将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分开来),正是被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变成了我们塑造自己以及自己个体身份的过程本身)所标志和塑造的。所以,没有什么是纯粹心理的,这是性规则和它所规定的等级(这一等级日复一日地生产着心理机制和主体化方式)在起着狡猾而有效的作用。
本书的第十八个思想要点,作者在文中提问道:在来自知识界和伪科学界的言语伤害中,(同性恋、女同性恋、变性人,或者犹太人、黑人,等等)一定要承受文化与社会厄运(我们很难追究是什么东西不懈地激发、再激发它们)?以及“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唯一的答案是:社会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
作者进一步引用卡夫卡在《审判》中的一段话:我们不可能找到宣布这一判决的法院。它没有具体的地址,它并不存在。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时刻或是那一时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我们被判处生活在控诉人的指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勉强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尽量应付自己的“下流身份”。
还有欧文·戈夫曼《污名》一书副标题提到的这一厄运,这一我们必须与之共存的判决,在自我的最深处安插了一种不安与脆弱感,还有一种蔓延开来的焦虑,同性恋者的主体化必然带有这一焦虑。
本书的第十九个思想要点,作者在阅读雷蒙·威廉斯的《边境乡村》时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回归”,不可能消除那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隔阂。我们至多可以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他以非常节制的方式宣称,他“度量了这距离”,而且,“通过这种度量”,“我们结束了自己的流亡”。这或许也是本书作者的归宿。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在个人全书后,个人感慨颇多,但限于文本内容限制,便没有自由表述,在这结尾之际,仅简单谈谈个人的随想,对我而言,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经历反思的参照,在这参照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一贯所做的事情,借由阅读所构建起来的一套迥异与周边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价值理念等等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向往的那一身份的建构呢?
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个人与群体的疏离,无不构成了自我内心的冲突与分裂,然而,我只能携带着它,踽踽独行,或许将来有机会,有能力,也能如作者一般站在一个更深刻的理论角度,俯瞰过往,回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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