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刚刚说到确定性，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科学追求确定性"这话也许对，也许不对。我觉得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确定性"。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我说"丁丁你到我这里来一下"，丁丁难道会问"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吗？，当然不会。其实，"到这里来一下"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说法，但是在我们所要求的范围内已经足够确定了。维特根斯坦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有一次，他叫他的仆人把那个切面包的刀拿来，结果他的仆人拿来了一把刮胡刀，他说我要的是切面包的刀，那个仆人说我给你的是一把更精确的刀。科学说"确定性"也有一点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背后的东西我就不再讲了。
我还是回到我们关于道德的脑科学研究上来，我其实想反复说的就是有些事情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像比如"善和恶"，我们无论做多少脑科学的研究，无论做多少动物行为的研究，如果我们都同意猴子这样做是"善"（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那样做是"恶"，但是关键的问题永远是我认为这个是"善"，而你认为不是，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如果科学家事先并没有说明哪个是"善"哪个不是，那么做的实验会有另外一种意义，但是在决定"善恶"这一点上是毫无意义的。即便我们找到了动物行为的一些方式，比如我们证明了猴子也有天然向"善"的一面，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了"善"是什么意思。
汪丁丁：明白了，还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还得有一套语言，也就是说我们三人都有了一个关于"善"的共同标准，因为看到其他猴子被电击，结果那只不去拿香蕉的猴子的行为被我们先在的认为是一种"善"，因为康德的"善"的范畴为自然立了法。
陈嘉映：比如美国人把"911"的袭击者看作是恐怖分子，是恶人；但是巴勒斯坦人却把他们当作英雄，那么我们无论做多少实验都没有办法证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叶 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就象政治和政治学也是两个不同范畴。比如说，道德进化论今天已经到基因的层面了，物理学已经进入量子物理的层面了；但是你要宗教信徒认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他还是不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陈嘉映：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绝大部分基督教徒也是承认进化论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假设他们不承认，也只是对于结果的不承认。我现在讲的是这些科学家们只是要在他们中间取得一致，并不是他们要和其他人取得一致。当你用动物行为来研究"善和恶"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用这个结果来说服别人，而在于在他们之间能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所以这的确是有一个层面上的不同。
叶 航：是啊。科学或者说哲学和道德哲学研究道德，按照汝伦昨天的说法，是对"最基本问题的一个根本思考"，它要研究的是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道德是如何起源的，人类道德规范和道德制度是如何发展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最基本的问题。按照你刚刚的说法，这类研究如果有可能，首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对话平台，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他们之间是非恩怨的判断，已经超出了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从我们的主题出发，应该讨论的也许是，比如在以康德为代表的欧陆道德哲学与以休谟为代表的英美道德哲学之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融合的道路？当然，这个问题太大了，今天上午肯定没法展开了。好在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我想我们可以深入地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
陈嘉映：无论是什么层面的问题都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下来看，这个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说"对立统一"这个话好像有点太容易了，比如巴勒斯坦是一面，以色列是一面，但是你真的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他们其实也是统一的。这样当然是很好，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人能够站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上，当然你可以说美国正在试图做这个事情，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愿意吗？这样与其说统一的话，还不如叫对话来的确切。当然对话这个概念背后也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就是在logos里面跳，来进行对话。所以我也期待着下午的对话，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层的讨论。
学生1：昨天丁丁老师和张汝伦教授呼吁说，在人被异化的市场生活中，要保持人文精神。我今天有一点点给"科学主义"辩护的味道，因为在一个被异化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反抗异化，这本身就是对的。我们无法把握地被投到这个市场中，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了压制。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求科学是对的，从这个角度上对于"科学主义"建构的一种生活体系的追求也是无可厚非的。
陈嘉映：对于"科学主义"，我只想说我们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应该更加中肯一点，不要走近路，不能太轻易。现在这种技术世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技术统治不是一点点的使用技术的意思，可能也有同学会提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说技术统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确比较复杂，我一般也不认为单单呼吁"人文精神"就可以了。我自己作为人文学者有人呼吁"人文精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经常是一条太轻易的路。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破坏，也是通过科学才知道的。比如像臭氧层空洞，我们对这个东西似乎感觉不到，你也是通过科学手段才知道这个结果的。所以技术主义者也并不都是反人类主义者，实际上有很多技术主义者也特别具有人文精神，只不过他们认为我们要倒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昨天汝伦也说牛车好还是火车好，不管是什么车好，我们今天还是坐火车，因为你想坐牛车都已经坐不到了。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可以说你现在不用电话，或者我不用电脑、不看电视；但那都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一种姿态；这个姿态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肯定不是可以根本性改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需要讨论在一个更复杂的局面中，来衡量这种"人文精神"或者对"科学主义"加以遏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学生2：我觉得可以这样评价3位老师，都是后现代的人。后现代其实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后期现代主义，一个是反现代主义。刚才几位老师在强调科学的时候似乎是站在后期现代主义的角度，说科学具有局限性，所以"人文精神"很重要等等。但是人文也有它的局限性，几位老师在这个方面也有一点分歧。我想问，既然"人文精神"或者科学都是一个相对的领域，那么我们把人本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某个领域当中呢还是几个领域交叉或者是几个领域之外？这几个领域之间是一种绝对化的相对呢还是一种相对化的相对？
陈嘉映：我们的用语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作为后现代的人，如果从线性时间序列上来讲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在今天来讲，我是不管后现代的话题的。我曾经在一个山里面呆了一段时间，我写过"一座古时山，一个古时人"。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古调君自爱"的那种人。你说把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今天的问题都有点怪，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是能够纯粹客观化的，能够用间接知识来了解，有些东西却不能，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善、恶、爱"等这些东西，这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客观的科学的办法的。因此我也防止像丁丁和叶航他们这些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倾向，就好像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最科学最完美的解释是由经济学提供的。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每一个人都在争自己的领地，我只是想表明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在科学的领域，不管是自然科学层面还是社会科学层面被解答的。我并不是泛泛的说我们要保持一种"人文精神"，我是说有些问题的解答必须找到一个另外的层面，这个层面是永远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理论构架的。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那么这些争论就永远都是哲学的争论而不是科学的争论。当然我并不定义什么是哲学，我就是这个意思。
汪丁丁：我替嘉映做一个脚注，这本《语言哲学》是值得看的，在最后的几页里你能看出这样的一个意思，大致是说：只有在可能世界的框架里，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世界必须在定义之外"，可能世界意味着多重可能，所以对于"确定性"的讨论可以先放一下。
学生3：首先，我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为了方便统治的工具，并没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其次，我认为像叶老师这样把"爱"等科学化的倾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对于我来说，"爱"一定不是什么物理化学反应，然后在脑部的表现怎么样，尽管这可能确实是正确的，但是我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汪丁丁：我替叶老师解释几句，叶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就我所知。而其实今天大家有的疑问是因为陈嘉映老师没有讲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时间让他讲完。他实际上想讲的就是日常性的场景性的知识的作用，在今天被极大的低估了，对于人生的意义对于科学的意义，是这件事情。
陈嘉映：我首先很感谢这个学生，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和叶老师有争论，你反对他就等于是支持我。你说的我都很赞成，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两小点，就是比如说"爱情经济学"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好，最近有一个法学家叫做波斯纳，他就专门有一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法律上的婚姻等等，和一些社会生物学家从生物行为方面讨论一些人的行为模式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我反对任何一种学科作为帝国主义强加到别的学科头上，笼罩我们全部的知识领域，但是这些书的作者可能本身完全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且他的书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从他那个角度来理解爱情虽然不是一个对于爱情完备的理解，但是他毕竟提供了一个你平常没有想到的角度。
第二个就是问题比单纯讨论人文和科学要复杂一点，比如在法庭上我们处理一个罪犯，假如他杀人很残酷；但是我们如果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讲，他杀人和不杀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连串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导致脑细胞的一些电击，一些电化学反应就导致了杀人的结果；当然法庭是不能采信这样的科学佐证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庭上他们经常要科学家来作证；这两个我们如果完全抛开，我们是站在人文一面还是科学一面或者站在常识的一面，当然就比较好说了；科学归科学，常识归常识，但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我们就是需要"确定"；在这种事情上的确超出了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能做的，我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实际上你在生活中想事情的时候，要比"科学和人文"简单的两分复杂的多，我就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汪丁丁：问题就是现实的世界不给我们构造更精致的结构的可能性，所以我总是得推荐嘉映这本书《语言哲学》，因为我们在评论或者批评一个报告人的观点的时候，如果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那么批评就是不当的。知识是肯定演化的，古典的逻辑学不能从马是动物推出来马头就是动物头，但是只要我们把拓扑做的更加细致一点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一个集合，但是现实的世界、有意义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执着于不同的上帝你就没有办法。你说可以建构一个超越巴以双方的上帝吗？上帝死了之后，很多神学家试图建构新的神学，但是我们从韦伯之后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上帝死了之后，众神出现，你奉献于哪一个呢？这就是在我们生活世界里的意义，在上帝还在的时候你服务于上帝，在上帝死了之后你的意义缺失了。人只能活一辈子，这个并不是抽象的人，是我们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只能活一次，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高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一生为什么活着？你可能一生干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到快死的时候你可能发现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意义缺失。
如果这个世界上人的认知结构改变了，地球上的人不知道人的一生活着需要某种意义的支持，那么这个意义的问题就不会再被提出来了，在演化均衡里面就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了。如果一个真正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赋予的意义的缺失，那么这个意义问题就永远不会被提出来，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只能活一次，如果你这一生的意义你意识到了，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奉献给一个神。但是神死了，那么意义是什么？你活着为什么？巴以冲突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神，它是排他的。因为你的一生是不能割裂的，你的一生只能奉献给一个最高的意义。如果有100个汪丁丁，一个献给上帝，再一个献给真主等等，这样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啊。当我们说"存在"的时候，这个含义就马上凸现出来了。我们的困境就在于意义的缺失。
陈嘉映：其实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讲稿，但是肯定是讲不完了。不过后面的讨论，我觉得也没有损失什么，我后面的论证虽然没有做，但是我的主要观点我都已经说了，可能是没有表达清楚引起了一些误解。丁丁刚才讲到意义的问题，其实我刚刚也说了"上和下"，这个如果要有意义，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比如说有一个平面，确定了地球的位置、时间等等，然后我们来说"上和下"才是有意义的。推而广之，实际上任何意义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在一定背景下才有意义。我说的条件不是现在一般说的"语境"，条件是条件，语境是语境。语境是在变化的，比方我说下雨了，我的意思是让你带伞，或者让你关窗户，这是语境，这是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意义。但"上、下"不是一个语境的问题，它是永远存在的，它永远带着这个条件出现。所以，所有的意义都是有条件的。当然这个是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思想，意义只有在有限的条件下，它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只有会死的人才有意义。对于我们设想的无始无终的，是没有意义的。长生不老我们都挺希望的，当然如果你真的长生不老，你设想一下，你所有的意义都消失了。因为你今天不作的事情明天都可以做，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有任何欲望和冲动，其实是我们的有限性赋予了我们这种意义。这话可能又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了。对于泛泛的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有答案的。因为所有的意义都产生在你的特殊的生存条件中，这就是我关于意义的一个想法。
学生4：陈老师你可以谈谈你怎么发现海德格尔的吗？
陈嘉映：你是问我怎么样接触到海德格尔的吧？实际上我当初考到北大外哲所当研究生，是一个教马列的老师带我，有一天他找我聊天说我们所里有一个叫熊伟的老先生，是学存在主义的，虽然（按照当时的观点）他的学问都是错的，但是国内就这么一个学者了，他的东西就快失传了。所以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委屈一下，别来学马列了。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当时刚刚读了黑格尔和康德，所以对于那种庞大的体系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一读海德格尔也觉得不是很喜欢。这时候熊伟老师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把《存在与时间》的德文本给我，他说我不能保证你喜欢海德格尔，但是我能保证你认真读下来之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那么一个老学者这样对你说，你当然就很相信。所以我就跟进去读，读了之后当然觉得收获非常大了。其中一个收获，就是有人说形而上学自古到今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这个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思考的用语还是不一样的，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种康德和黑格尔所没有的现代精神。当然他的书很难读，但是你一旦读了之后就会发现他和你的所思所感来得更加亲近。也许你研究同样的问题，但是你的进路就显得比较亲近了，这个对我来说受益特别多。
我后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有一些同学要我多讲一点古典的东西，我不能讲希腊哲学，因为我希腊文几乎就不懂。但是我觉得从现代哲学入手也有一些好处，它跟我们的感觉比较贴近一点，所以我觉得哲学史的教法也许可以反过来教，也许可以从20世纪这样倒过来教，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从古希腊开始讲起。这样倒过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纳这些人思考的问题和我们这么有关系，但是正着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问题怎么这么遥远呢？他们在说什么呢？因此考试可能都是死记硬背的。但是你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倒回去读，这种源头性就更能体会了，现在有很多人推崇读古希腊哲学，我不反对，但是进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倒过来。
我现在实际上在开一门课，这门课叫做《知识论》，跟金岳霖的有一点差别。不是一个平面的，而是带有历史维度的。过于"细化"，我在讲演的时候一向都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家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我们就多多少少找一个大家都还有点兴趣、都能听懂的地方。知识论这个题目，可以有很多细致的内容。比如16、17世纪为什么先从天文学开始革命？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地上的事物和空中的事物是两类事物，对于人类来说一直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和空间在映照着我们的生活。人类最大的冲击就是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天体是物质的而不是纯精神的，因此两界合一了，天和地合一了，这比尼采说"上帝死了"要早得多，它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古典的"宇宙"这个词，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和一个有分野的世界。因此近代天文学一旦出现就造成了世界坍塌的问题，逐渐就开始向混沌走了。所有的民族都有神话，包括中华民族一开始也认为世界是混沌的，后来就分开了。但是16、17世纪以后，有意识无意识的又开始从大爆炸往回走了。但我在这里就不再长篇大论讲下去了。
学生5："be"这个词有人认为应该翻译成"是"，而不是"存在"，你怎么看？
陈嘉映：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了。从学理上来说，确实应该翻译成"是"，但是在实际上你全都翻译成"是"就没有办法读了，而且翻译成"存在"也不一定就不对，因为基本概念是不可能靠翻译解决问题的，我总认为翻译的语言是一种车啊船啊一样的东西，是工具而不是本身。
学生6：我问的问题是关于语言的问题，陈老师你刚才说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但是翻译也有很多问题，翻译就是一种解释，这样的话就有翻译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在里面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陈嘉映：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就是最好你去做一点。关于翻译的争论，哪怕你动手去翻译两页，你就知道翻译中失去的是什么，赢得的又是什么。那么，翻译是不是总是一种误读？现在的文化批评领域啊，空话特别多，比如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那么我们还分不分很厉害的误读和不太厉害的误读呢？有些东西就是大家都在嘴上说着，比如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有这些问题。而翻译是不是都是一种解释啊，也是如此。但是翻译也不全是一样的，如果是科学文献的翻译，你失去的东西可能就少一些；但是对于诗歌的翻译来讲，失去的就是诗本身这样的说法也有。这当然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我这里说的其实都是一些评论而不是回答，但是这些评论我是想用它来警惕现在一些流行的说法。
学生7：我刚才听几个老师说到意义的问题，说只有因为人的有限性才有了意义，我这里补充一点，我觉得不仅是因为人是有限的，而且在于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有限性，所以才有了意义。
陈嘉映：这个在海德格尔那里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为对于海德格尔来讲只有人是有"死"的，所以人意识到这个有限性才有了意义。而他根本就把其他的动物当成物，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不存在的。
我再说一点今天本来要讲的东西，科学所要建构的世界，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世界，它和常识中的世界并不矛盾，因为它们使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牛顿和笛卡儿把这个叫做"运动"的时候，和我们看到这个杯子"静止"是不矛盾的，它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说话。包括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再相信哥白尼的人，仍然天天看到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不矛盾。可是哲学上讲"爱"、"自私"，这些是矛盾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不能像贝克莱那样说在某一个层次上这个外部世界不存在，但是在我们的常识意义上这个外部世界存在；因为贝克莱主要争论的就是常识的意义，他可能用了哲学的用语，但是争论的还是我们常识世界中的外部世界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但是像哥白尼就根本没有在争论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但结论就是这样的。我想区分"科学"和"哲学"，姑且就这么说吧，它们对于"常识"冲突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学生8：我觉得现在自然科学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了，那么您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些常识中的在座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陈嘉映：这很像最后一个问题，有点做电视节目的意思了。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对于科学的理解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乃至于我们不经过大量专业训练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科学本质，但是科学的结果却离我们很近，乃至于我们举手投足都不能离开科学技术对于我们的影响，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困境。如果说只是生活便利了，我们可能会站在技术主义这一面，但是在我看来人是天生需要有理解的生物，就是对意义的追求是人的定义中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层次上的确可以提出科学有没有意义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作为一种愿望来说，说不上是一种期待，作为我们的大学生在大学里，university本来就有一个"综合"的意思，是各种智慧和学说的汇集之处。但是我们现在到大学来差不多有两个目的吧，一个是提高我们的智慧，一个是增加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竞争的能力。后一个目的几乎是无法排除掉的，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学不会，以后你到社会上竞争就很困难。但是我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持一点平衡，而不是把大学当作大专来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还是应该去探索大学的本意，得到一种综合的教育。我们现在讲人文素养，但是我们同样要问那些文科学生的科学素质怎么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人文精神就会越来越空洞，乃至在道理上行不通。
我最后再说一点，生活的技能固然是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老年人在对青年人说话，也许活到我这个年纪你多挣一点，有更好的房子和汽车，也许能成为你幸福的一部分，但是它是相当不重要的一部分，而这被现在流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完全掩盖掉了。你们的生活会教会你们，实际上使生活更幸福的事情不是这些。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是将它作为经验之谈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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