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对于四零五零包括一些六零后的人来说，应该都有较深的记忆。如今那个再也很难看到的小纸片，已经具备了收藏价值。
每每提起粮票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潸然泪下。我并非怪怨那个年代，当然也谈不上怀念那个年代，而是因为与粮票有关的两段往事，让我终生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耀县中学上高一，算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届高中学生。当时是贫农的孩子，虽然有考试的过程，但因家庭成份好被推荐是主要的因素之一。贫贫的贫民家庭，一贫如洗。一学期十块钱的报名费也凑不齐，一半是借的；晚上就睡在光床板上，没有褥子，仗着父亲是席匠，就铺一个芦苇小席。母亲叮咛晚上把脚那头的被子用腰带一捆，寒冬腊月就不会冻下毛病。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唯一解决不了的却是吃的这个大问题。生产队一年分到的粮食，包括麦子玉米豆类，还有红苕萝卜，加上自留地的那点收成，只够吃半年。如果家里供我吃饱了，父母和四个妹妹一个弟弟就要饿肚子。所以一个月家里以粗粮为主也只能给我二十斤吃的。那时正是十五六岁的小子，根本吃不饱。我有时去外婆家混吃几顿，周五下午就跑十几里路回家吃，周六周日在家里凑合。但这仍然还是经常填不饱肚子。班里要好的增茂同学（后来我一直叫他哥）有时候会接济一顿，还会把他的两搅馍换一个我的玉米面窝窝头给我吃。有时候半夜会饿醒来，又不敢活动，害怕越折腾越肚子饥，只有去喝杯开水转移注意力。如此窘境被同班已转至另一所中学就读的女同学知晓后，她勒克自己每天只吃个半饱，每月寄给我十斤粮票，一直持续了近一个半学期。那时候所有的人都缺吃的，收到她寄来的粮票时，我那份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及至到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会热泪盈眶。感觉老同的帮助不只是雪里送炭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救命的恩情。后来由于邓公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一直不知怎样来报答她。唯有始终铭记于心，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同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三个年头，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在宁夏中宁县服役。我一个硬劳力为国效力，自然无法顾家。家中由于人多负担重，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分红不到两毛钱，衣不温食不饱，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我每月的生活费仅仅六元，除去买牙膏牙刷，买邮票和纸张之外，所有剩余的钱，全都从战友那里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寄给父亲，以帮助家里度过生存大关。以至于我在部队三年的最后积蓄连一件衣服也买不起，只够给未婚妻买一条丝巾。当她埋怨我的时候，我无言以对。我知我在三年里，寄给家中的几百斤粮票，足以让父母和姊妹们不至于饿肚子。
粮票这两个字，这个小小的纸片，本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一个允许持票人合法购买粮食的许可证。怎奈在我当时的印象里，它是活下去的支撑物、必需品，它渗透了屈辱和辛酸，偶尔，它又变成了愉悦和幸福。它是特殊的纸片，又是一种希冀，是关爱的给予。
粮票啊粮票，关于这两段粮票的记忆，我会铭记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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