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和大部分优秀的小说一样，不仅专注主角的故事，也同样专注从小说里主要人物折射出的大时代；不仅专注描绘主要人物的人性，也同样专注描绘大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这是一本语言精炼绝妙的小说，足以作为小说作家的参考书，也是一本记录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纪录片，陆焉识的故事和情感变迁也是当时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和情感变迁。
小说总体上喜欢运用电影惯用的蒙太奇手法，在陆焉识归来前一直保持一章写陆焉识一章写冯婉喻的节奏，写陆焉识的章节是一章写西北荒漠的焉识一章写被捕前的焉识，写冯婉喻的章节是一章写陆焉识被捕前的婉喻一章写陆焉识获释后的冯宛喻，直到二人重逢。这样全书都保持着固定的跳跃感，有其独有的小说魅力。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家司各特说“平易的语言并非轻易得来。”若从此观点出发审视小说语言，严歌苓的语言功底应是非常扎实的。像“他们开辟的是万年的荒草地，地面下，万年的草根连着草根，拉成网，织成布，镐头吃进土面，根本无法切断根连根的千丝万缕。”中的妙极的整散结合和三言两语交代干净的恶劣环境都不是浅薄的作家写的出的文字，甚至颇有搬上语文教材教导学生遣词造句的功力。
严歌苓语言的精妙不仅体现在对文字的调度上，更体现她展示一种人或一种生活时寥寥数笔就活画出那种画面感的能力，本书开头写囚犯的恶劣生存环境就着实令我倾倒。她不仅仅描绘饮食有多么糟糕，而是写犯人吃死人的肉，用指甲挖着吃狼吃剩的兔子头骨里仅剩的肉，甚至剖开因肠梗阻死去的犯人肚子里的青稞粒。写边疆荒漠环境的恶劣，她不止写四野茫茫，也写刮风时不趴下的人是会被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写犯人的尸骨被草草埋在薄沙下，风一吹他们就暴尸荒野。杰克伦敦的小说《监狱》同严歌苓描绘监狱笔法相同，都是由小处、特别之处入手去窥探犯人扭曲的人性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不仅是写犯人的笔法，也是描绘人性的笔法。
女性作家的文字多半在该用力的时候使不上劲。严歌苓写大漠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力度确实没有用尽，但是她刻画厅堂里的女人和男人入木三分的力度可以比得上张爱玲，却又少几分刻薄冷酷。写恩娘和陆焉识和冯宛喻三个人的纠缠，她冷静地看，冷静地写，不掺杂对谁的同情，她笔下的恩娘就好像张爱玲在《小艾》中写的五奶奶一样，是旧社会留下的典型的旧社会女人。陆焉识初见冯宛喻十分反感，借口要留洋来逃婚，恩娘就以哭泣示威，严歌苓写他们两人的对话“两个人都把自己渴望的东西拼命往外推。”陆焉识回国后，恩娘心理扭曲地不许婉喻和他过分亲近，到最后发展为看到两人稍稍碰在一起就“很响很匆忙地起身、砰砰地摆好凳子，一个劲地说怎么能挡住人家小夫妻团聚呢，老了没用了哦，真不会看人脸色哦。”这种女人看来着实令人反感，但在陆焉识家产要被上海流氓霸占走的时候，她独自一人以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用仅剩的钱招待流氓头子，把狸子皮大衣变卖，甚至先把房子抵押出去再靠焉识弟弟的钱把房子盘回来。严歌苓写恩娘，像张爱玲写五奶奶一样带点同情，但对恩娘又有自己的尊敬。
陆焉识是个清高的人，有知识分子的人品和学识，有知识分子的傲气和不屑，也有知识分子的风流浪荡。从美国留学回到上海，他不肯站到任何一个阵营中打笔仗，只想专心做他的学问。对政治和人际关系没有敏感度的他常常在得罪了人之后很久，通过看报纸上对他的抨击才醒悟过来；流氓头子要来收他的房子，他必须要“喝点酒蒙蒙眼睛”才肯跟他们坐在一桌吃饭；大卫三番五次来劝他加入无产阶级阵营，他一次也没答应；在重庆教书时，他不顾当局的反对，坚持宣扬民主和自由；在美国他有女朋友，在重庆他有情妇……最后，知识分子的傲气，做知识分子时得罪的人，不肯加入任何阵营，坚持说真话的陆焉识像许多孤芳自赏、到处得罪人的知识分子一样被送进了监狱，被送到了荒无人烟的西北大荒漠进行劳改。
劳改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严歌苓没有写改造的漫长过程，只写了改造后的“老几”是什么样的。为了不再因语言获罪，他干脆把自己装成了结巴；他开始懂得看别人脸色过活，首长说一他不说二，首长对他或微笑或眨眼或半眯着眼他就能撺掇出背后的意思，首长让他跑他不敢走；为了吃到足够的食物他能用轮胎当勺子刮碗，能趴在地上拒绝野草根。曾经那个不屑于加入任何阵营的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陆博士心甘情愿地被奴役被使唤被欺负，甚至最后不让女儿学文学，反对孙女从事文学工作。因为不这样他就活不下来，他就不能见到婉喻。
是的，当初因为婉喻是被包办给他而厌恶婉喻的陆焉识也被改造掉了。在大漠的二十年，他越来越肯定了婉喻的美丽，不论是望达还是韩念痕都不能给他婉喻给他的东西。在陆焉识的回忆中，婉喻安静得很美，偶尔会有娇媚的一两眼。不论怎样，她是一个好妻子，深深地崇拜着他，不论她对她多么淡漠她都不在乎。婉喻一直在等他回去，他必须要回去，所以他必须低声下气地活着。为了看一眼小女儿，他靠用婉喻送他的白金欧米茄贿赂指导员靠各种低三下四靠各种忍受狱友的捣乱终于得以前往厂部礼堂看电影上的丹钰，回来的时候还差点被冻死被狼叼走。有一天他终于无法忍受这思念，只身一人越狱跑到上海，只远远望了婉喻一眼就走。几十年的苦刑使他褪去了炽热的激情和欲望，只留下对温情和安静的渴望，而婉喻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妻子。
肃反运动中被送去边疆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政治犯，这是囚犯中地位最低的一类囚犯 他们在边疆挣扎着活着，曾经锦衣玉食的他们每天挣扎在温饱中，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上，白天在寒冷和高原反应中干着牛马不如的活，夜晚在薄薄的被单下哆嗦着入睡，连笑也不敢笑，生怕浪费了宝贵的热量和能量。可是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尊严，他们不和小偷小摸的犯人或是杀人犯强奸犯搭腔，临死前也要和学识高的人“亲近一下”才撒手人寰，自杀前还要在破纸上哆哆嗦嗦写下“祖国万岁”……真正的读书人的骨气，真正的读书人的尊严，世世代代不为政治形式的变换或环境的恶劣而改变。
这些知识分子的妻子，同样也是了不起的女人。像婉喻一样，她们为了丈夫省吃俭用还要把孩子们拉扯大，为了丈夫她们能拿出半个月的工资买几十只螃蟹连夜为丈夫剥螃蟹制作出蟹黄，她们忍受着人民锋利的目光的考验，每个星期都会被居委会大妈造访检查他们是否学为好人了；她们在外面处处碰壁……即使是这样，她们的脸上永远带着安静的神情，她们成功地把孩子养大成人。
陆焉识归来后，并没有得到孩子们热烈的欢迎，他甚至只得到了孩子们的淡漠。丹钰倒是关心他，但那更出于对母亲的关心；子烨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一次次对他翻白眼，不给好脸色看，甚至对父亲嘶吼咆哮。他们虽然继承了陆焉识的聪慧基因，却丧失了母亲面对灾难的沉静和对珍贵的坚守，在新时代被塑造得面目可憎。前者虽智力与才华超群，最终却只嫁了个“有用场”的平庸男人，为的也不过是成为一个世俗的人，加入某个阵营，换得一点男人的温情。后者成为“安全可靠的父亲”，为了不犯父亲的错误而自甘平庸世俗，成为了十分“有用场”的男人；下一代的新上海人都被改造好了，都进步了，都懂得了融入世俗以求自保，为一两句牢骚话而神经紧张起来。冯子烨对陆焉识大吼“在青海那么多年你怎么还管不了你的那张嘴！”诚然，青海的茫茫大漠没有做到的事情，上海做到了，成百上千的城市和乡村也做到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清高、傲骨不复存在了，他们都融入了世俗之中。也正为此，严歌苓才把婉喻写成失忆的老年痴呆患者，不忍让她看到世俗的变迁，否则她会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严歌苓基本上把全书的主要人物和地方都写走了样，唯独留下婉喻。
小说的开放式结局毫不矫揉造作，没有煽情，单是一句“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瑜的骨灰。”，就总结了陆焉识这个“没用场”的老知识分子一生的作风与态度，同时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逝去画上一个句号。
陆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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