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里，邻居们说着各种带有口音的上海话，记忆中有宁波上海话，苏州上海话，苏北上海话，还有些不知道哪里口音的上海话，也有说普通话的，一是我们家，还有一家是从哈尔滨来的。
我父母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湖南人，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从西南分配来上海工作，他们说的话听上去应该算是普通话，但又带着一些家乡话和刚学来的上海话，成了一种相当有特色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妈妈去店里买东西，营业员有时候对她相当怠慢，就因为她不会说上海话，被当成了不被待见的“乡下人”，为此妈妈还和那些营业员吵过好几次架。
一个弄堂里住着十四户人家，各家有各家的方言和口音，彼此的交流也没有多大的障碍。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既受家庭的影响也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不知道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版本的语言，但从我记事起，说的上海话要多于标准的普通话，基本上是从幼儿园阿姨和邻居那里学来的，幼儿园的阿姨平时说上海话，只有在讲故事的时候才说普通话。
在家里我和妹妹同爸妈说上海话，他们说他们的南腔北调普通话，几十年来到至今我们家一直如此，只不过我有时候会说一阵子上海话，又突然说一阵子普通话，好像有些重点的地方需要用两种语言来加强和确认一下似的。虽然我和妹妹的孩子们都不会说上海话了，我们也经常和他们说普通话，但有时候在家里骂孩子，骂着骂着就都成上海话了。
那个来自哈尔滨的邻居，家里的小孩子在家说普通话，在外说上海话。还有一个同学的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广东人，我同学和妈妈说上海话，和爸爸说普通话，应对如流。很多和我们一样在七十年代长大的上海人，从小练就了上海话和普通话的无缝衔接，切换自如。
小学和中学的情况同幼儿园里类似，只有在上语文课的时候需要说标准的普通话，别的的课全由上课的老师自己决定，我的数理化老师几乎都是用上海话授课的，虽然那时候学校里也提倡普通话，可无奈数理化老师的普通话实在太差，如果他们用普通话上课，会比说相声更加爆笑，课堂毫无疑问会乱成一锅粥，考虑到教学质量和老教师的困难，学校也就不强求和难为这些中老年教师们了。
初中时，班里来了个新疆的插班生，完全听不懂数理化老师的讲课，考试成绩都不及格，班上大多数同学几乎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感觉她一个人就这样被上海话孤立在了另一个世界里，完全无法融入班级的集体。读了一个学期，她就走了，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怜的。
直到读大学，我说的普通话才渐渐多过上海话。工作后在公司里说英语居多了。但在家里依然是说上海话，女儿自从上了幼儿园，慢慢地就只会说普通话了，我和她爸爸说上海话，她对着我们说普通话，就像当年我在父母家，父母说普通话，我们说上海话一样，各说各的，只是现在女儿再也不会说上海话了。
不知不觉我们成了最后一代说上海话的人了。有时候和几个上海朋友聚会，说着上海话感觉舒畅又亲切，有种久违了的归属感。
几年前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不仅汉语说得流利，还会说些上海话，不免对他刮目相看了，大家交流起来也喜欢一半汉语，一半英语，有时候开玩笑再来几句上海话，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比起那些只能用英语沟通的老外好感成倍增长。
现在上海话成了上海人的乡愁，即使身在上海也是一样的乡愁。几个上海姐妹们一起聚会的时候，说着久违的上海话，感叹上海变化之快，多少往事都已如云烟飘散。
语言是一种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和外在表现，有些话只有用方言才能表达出其中的奥妙和意味。一旦失去就连带整个氛围一同消失了。上海话的消失就好像那些老弄堂老房子的灰飞烟灭一样令人唏嘘。一个大国，地域文化差异巨大，方言所承载的其实就是不同的地域文化，而方言的消失也是地域文化某种形式的慢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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