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英国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
敦煌学者段文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要在中国。”
......
地名即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概括。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曰: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月氏[ yuè zhī]:匈奴崛起前居于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的古代游牧民族。」
所以,有学者认为“敦煌”与“祁连”二字一样,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山海经》中被译为“敦薨[hōng]”的吐火罗人的旧称。
众五、六种说,纷纭难断。
不过,还是东汉人应劭释意得妙,所谓“敦,大也;煌,盛也。”
词义真好!
似乎使我们看到了千秋百代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其宗教、文化、艺术交错碰撞、融合淬炼的“大盛”!
莫高窟北区出土叙利亚文《圣经》提起敦煌,就不能忽略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断崖上,南北长约1.6公里的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相传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位叫乐僔的和尚云游至此,时值夕阳西下,乐僔疲惫极了。
他走到大泉河畔饮水,而蓦一抬头,却见对面鸣沙山上金光万丈、霞光璀璨,似有千佛现身于其间。
乐僔大惊,想到《大般若经》中“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的教诲,当下顿悟。
他双手合十,暗下决心: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要帮助老百姓都成佛!”
于是他便在鸣沙山的崖壁上“架空凿险,造窟一龛”。
从此以后,绵延1600年,莫高窟开凿不绝。
在现存735个洞窟中,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民国等时期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
莫高窟第254窟内景而后人为了纪念功德都“莫高于此”的乐僔和尚,便将该石窟群定名为“莫高窟”。
莫高窟285窟-五百强盗成佛然而到了近代,敦煌与它孕育的莫高窟,也在这个国家的山河飘摇中经历了如晦风雨。
《释迦牟尼传》的作者亚当斯·贝克夫人曾在其文章中记载:
“20世纪初,......英国冒险家斯坦因发现了敦煌石窟。
当时敦煌已废,当地的一个文盲道士王圆篆管理着藏经洞一带的石窟。
他以几十块钱的‘廉价’将中国佛教史中最珍贵的大量文物出卖给斯坦因......”
敦煌道士王圆篆照片上,这位身材瘦小,神情麻木的道士,就是贝克夫人所说的王圆篆。
他就像一道坎,绕过他,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便是一片虚无;而面对他,我们又会平添几分无奈。
当年,衣食无着、浪迹四方的他一脚踏入已然荒凉破败的敦煌,如倦鸟归林。
从此,便把重现千佛往日的辉煌当作人生的理想,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修补佛窟,清理淤沙。
1900年5月25日,王道土雇用的一个做文案的贫士,在16号窟的墙壁上无意磕打烟锅,觉得似有空音,疑为暗室,遂禀告王道士。
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至此,藏书5万余册经典的藏经洞像一位闺阁深藏的少女,在被时光的尘埃遮蔽了千年之后,极不情愿地向世人展露了她诱人的神韵。
尽管王道士腹无诗书,但是浪迹天涯的人生阅历告诉他,这一发现也许非同寻常。
于是他下至县令,上至慈禧,或游说或上书,但结果不是遭人冷遇,就是泥牛入海。
在1907年,斯坦因从他手中购买经书前的七年间,王道士的奔走呼号,没有引起积弱难返的晚清政府任何一级官吏的重视。
自然修缮莫高窟、保护藏经洞,也未曾得到官方的一两拨银。
斯坦因步斯坦因后尘盗买莫高窟大量文物的还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俄国人奥尔登堡,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美国人华尔纳,他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华尔纳剥离莫高窟第323窟壁画的残痕王道士晚年装疯卖傻。因为,美国人华尔纳给他的几十两银钱竟被夸大成10万银元,当地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分享,否则就弄死他。
可怜王道士为保护莫高窟倾其半生精力,向外国冒险家出售的敦煌文物所得,几乎都用在了莫高窟的维修和保护上,年近终老却不人不鬼,死后千夫所指、骂声如潮,奈何乎?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这一切正如陈寅恪先生的哀叹: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英国大英博物馆-莫高窟唐代绢画 法国吉美博物馆-地藏菩萨 东京国立博物馆-双菩萨立像幡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敦煌绢画行脚僧像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弥勒说法图光阴似箭,岁月蹉跎。
1935年秋的一天,一位叫常书鸿的旅法画家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常书鸿极其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的祖国还有一座这样瑰丽的艺术宝库。
于是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组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所长。
「常书鸿,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曾获得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金奖,其油画作品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是中国画家的第一人。」
伯希和编辑的《敦煌图录》常书鸿先生曾说:
“我默默的站在这个藏经洞的中央,空荡荡的窟主造像坐坛前,愤怒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敦煌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人大肆盗劫,这样的事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
先生坚守诺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学,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与打击,但他仍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奉献着。
1964年,常书鸿和莫高窟的艺术家在先生的感召下,段文杰、孙儒僩、史苇湘、 霍熙亮、欧阳琳等一批敦煌艺术家们追随先生而来,
在山沟里都至少有30多年的艰苦生活,一边吃着粗菜淡饭,喝着苦涩咸水,一边手持放大镜,阅读那些“破书残卷”,或在阴冷的洞窟里临摹、修复破旧壁画。
临摹敦煌壁画正是这群中华文化艺术的捍卫者们,用他们的青春岁月守护着华夏瑰宝;
也同样是他们,以乐观的精神和博大的胸襟面对着苍茫沙海中的冷酷与寂寞,担荷着传承敦煌文化与艺术的使命。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晚会在北京上演,敦煌舞蹈《千年之约》舞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丝路风情,为观众呈现绚丽的敦煌盛景,如诗如画,震撼世界!
著名作家冯骥才看后,感慨道:
“敦煌舞把美丽献给观众,把掌声献给舞者,把艰辛留在了敦煌。”
著名华人音乐家谭盾的音乐也深受敦煌文化的影响,他说:
“中国西域巨大的沙漠中,有个叫敦煌的地方,它在我的命里,它一直吸引我.....”
"我要是哪天能把敦煌石窟洞里深藏的那些中国人的信仰和灵音,再演出于世,让世人重温那个失去了的美丽、善良的中国和‘敦煌遗音’,那该多好啊……”
于是他开始在伦敦、巴黎、东京、波士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学习、追踪、研究流失的敦煌古谱手稿、佛经原件。
最终,他与上海民族乐器厂的特级师傅们一起从壁画中研制出的“反弹琵琶”,
仅有450克重,音乐家可以边舞边奏。
所以,敦煌有“毒”!
那“毒”会施予你魔法,让你久久站立,哑然失声。因为,它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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