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我）五

（镜我）五

二十一

      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袖手旁观。他明知道我背叛了他，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丛里的毒蛇，湖底的鬼怪。

                                                                                                          ——卡勒德·胡塞尼

    考虑到我的病情，医生帮我办理了所需要的住院手续以及嘱咐各护理人员，不要给我用任何药。DID和一般的精神病不同，氯丙嗪和5mg的锂盐药物并不能帮助我缓解病情，我的病根在脑袋里，我需要比正常人更加理智、坚定，而不是疯疯癫癫的活在幻想里。

    很快，保险公司派人来医院调查我疾病的真实性，他有着敏锐的三角形小眼睛，罩在圆的金丝镜框中，看起来像狡猾的狐狸，不过他并不聪明，对精神疾病一无所知，即使医生极力向他解释我的病情，他也不是很明白。我的疾病不像掉了一条胳膊或是小拇指被机器截掉一段那样直观，说白了，保险公司宁可花钱给我做几次心脏搭桥手术也不愿意分担在精神病院花的一分钱——他们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好在医生留了一手，医生一开始骗他我要住院一年，长长的诊疗费收据足足把他吓了一大跳，后来我们折中商议，保险公司为我担保一个月的诊疗费用，但我以后的保险费要提高百分之50。

    准备妥当后，医院安排好房间，屋里有两张床，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很空旷，且只有我一个人住，洗漱用品都放在浴室，我认识了这一层的护士，和其中一个打了招呼，她发丝浓密，修着波波头，三年前很流行这种发型，她在给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读故事书，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眼睛很亮，不停的吧唧嘴。护士们应该很享受这份工作，只是小男孩儿会趁护士不注意，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眼神中流露出异常兴奋的光芒，他对故事情节完全不感兴趣，我估计他应该还没形成连贯思维能力。我从她身旁轻轻经过，护士正努力把男孩儿的小手慢慢拨开，我向她打了个招呼，小男孩却气愤地背过身去。

      我建议医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按上监控器，这样不仅能录下我发病时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我的安全，却被医生否绝了，医院不允许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我们这儿可不是监狱。”医生笑着和我说“你可以随时来五楼接受录像治疗。”

      治疗室中央摆了一个实木桌子，桌子上放着巨大的笔记本和一支伸缩式笔尖的笔，你即使是拿它用力扎向柔软的腹部，它也能以更温柔的方式缩回笔杆，屋里开着橘黄色灯，营造出温馨的气氛，录像机拴在离我一米多的塑料椅上，红灯开启后，意识深处的我和红被不断邀请出来，像走马灯一样交替接受“采访”。医生在某处观察我的行为，但我被要求忽视他的存在——人格具有很强的掩饰性，我需要表现出真实的状态。

我...我得离开这里，去找人来帮帮帮帮帮我们，天呐，血...哪儿都是血...红这是怎么啦...我要去洗手，肥皂泡泡，肥皂在哪里，呜呜呜...

“红怎么啦，我来赶来帮你了。”医生在暗处和我对话，鼓励我再说些关键的线索。

红...在血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他打架，然后...台阶，天呐，全都是血。

“他跌下台阶了是么？”医生用及其温柔的声音和我对话，声音像游丝一般从录像传到我的耳朵里。

倒倒倒在血里...

  我用手捂住嘴巴，看着录像里头的事实，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事实。

“他会撒谎么，有意无意的，把发生在其他人或者电影里的事情安到我身上。”我把脸埋在手掌心里。

“他只保有那一段记忆。”医生关掉声音，剩下的录像里我一直在抽泣。“你应该给你母亲通个消息，看她是不是记得这桩事情。”

    我沉重地走出治疗室，却不得不接受另一桩事实，红是存在的，至少在我的童年，他并不是幻想。时间线在我面前铺开，我的一些错误行为在某点将它剪断，将童年变成一条无限延伸的“射线”，我需要找到那点空缺才能真正度过自己的童年期。地平线上火红的落日，田野里金黄的水稻，五彩斑斓的玻璃球，都是一个个精心伪装的骗局，来掩饰这件肮脏的，记忆深处的罪行。

      母亲在电话里证实了红的存在，却总是有意无意的避开关于血的话题。红难道被我无意间杀死了么？恐怖的疑惑在我心中蔓延，母亲的回避更加重了我心中的猜测，我越是想知道真相，罪恶感就越是强烈。我幻想出夕阳下背着扁担孤独离开的父亲，他不再计较毫厘之间的利润，而是对儿子的安危提心吊胆。而他心心念念的可怜的小儿子，有可能正安静地躺在后院的某颗杨树底下！我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不被允许在家里提起红，天呐，我童年经历的一切都像是被编织的巨大谎言。

    我手扶垃圾桶在院子里疯狂呕吐，刺鼻的酸臭味让我的良心得到片刻缓解，我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把自己沉重地扔到床上。以后每天我都按时到五楼接受治疗，医生总能用巧妙的话语来安慰红脆弱的心灵，帮助我的心灵尽快达到调和。红啜泣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仍把自己当成九岁的小男孩，胡乱指挥我的身体。

    波波头护士好像有讲不完的故事，经常跨坐在门廊的台阶上，让小男孩儿坐在大腿上看图画，小男孩儿把门打开又关上，像挥舞着巨大的风扇，给屋里带来阵阵寒意。红比他强不了多少，有时他在护士分发午餐时出现，我要吃小糖饼，不要米饭，小甜饼...这事儿发生在三十多岁的人的身上，着实能让护士吓一大跳，但鉴于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其实也没那么糟糕，最起码我的另一个分身不是威力强劲的“绿巨人”。不过从此我就多了一个外号——“小糖饼”，护士们背地里这么叫我，后来被我听到了，但我没有生气，这绰号就在护士和病人之间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