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不算故事，我对写作的热忱纯属歪打正着，其实，我的字能算写作吗？起码我很不确定，我的写作基本胡乱的拼凑，说出来都很不上台面。
自始至终我是个不愿学习的人，年少时我喜欢的是绣花和画画，突然有一天，桂村初级小学堂通知我去上课了。
我对上课不感兴趣，更何况，我是桂村初级小学堂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学生，并且，我只是个旁听生而已。
桂村书院初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当时我的爷爷资助了一大笔钱，我的爷爷是大仓县的地主，我和他并沒多大关系，是因为我奶奶很早离开了他，而后生活艰辛，我奶奶便遗弃了我父亲，被我当时单身的爷爷收养，然后我父亲娶妻生下我后，我伯父经过多方打探找到我父亲，认下了这门亲戚。
知晓有我这孙女时，爷爷特别高兴，也许是他觉得有愧于我父亲，对我疼爱有加，促使我的命运改变了方向，他向校长提议，想要让我入学，校长碍于我爷爷对学校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决定破格招收我为学生。
我父亲很开心，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欣然把我送进的学堂。
我入学时，恰逢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胡（ ）适鲁（ ）迅之流倡导白话文，很有激进的意思，甚至要废了文言文，老蒋在这事上表现的很冷静，一方面他支持白话文，另一方面又反对废除文言文，现实的状况是，白话文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当时桂村初级小学堂的校长是个老学究，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把深色的竹戒尺，和它落在手心辣辣的疼痛，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他摇摆不定了很长的时间，最终顺应了历史的洪流。
我倒也倾向于白话文，一是因为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还有一点是我根本不想认真地读书。
戏剧性的是，不爱读书的我在一次作业中写了篇文言文，大抵内容是王二浜的来龙去脉，文章的水准大出了中文老师的意料，于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威逼利诱着要我承认文章是抄袭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不像现在，你复制粘贴再搜索，就可以知晓一篇文章是否抄袭，我也沒本事引经据典来说明文章的原创，问题是学校就一个办公室，这一问惊动了校长，他亲自过问，并且不容置疑地给我的文章定性为抄袭，通知了我爷爷，大致是学习好不好另一回事，抄袭是品德问题，请您老人家谅解，这学生留不得了。
我被学校辞退，着实开心了一会，不过，对于这个“冤案”，我一直耿耿于怀着，我得感谢这位校长，让我在冥冥之中，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爷爷和父亲也倾向于学校的判定，很有点恨铁不成刚的意思，只有我自己明白着，那篇文言文绝对是我的原创，并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要成为一个作家，让那些错误评判我的师长、嘲笑过我的同学彻底地失去脸面。
然而，世事变化太大，先是日本侵略，再是国共内战，又来一场土改运动，又是一场如今成敏感词的运动，一切都变了。
爷爷死了，校长死了，伯父被批斗，我曾经的那些同学各奔前程，我坚持着写的日记和草稿为了避免和运动有冲突，全部付之于一炬，文言文再好，白话文再好，终究不如一本伟人语录。
岁月真是有趣的东西，洗涤了太多该与不该的真相。
我对文字的执着却沒有改变，当再一次可以堂而皇之地写字时，我又一次拿起了笔，在论坛上博客上肆意指点，可惜的是，我在意的人都已远去，包括我的父亲。
2002年，可庄小学百年庆，沒邀我，可能我是个糟糕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我根本沒学藉。
又是一个新世纪，在网络上，我偶尔还会提我的学历，小学也沒毕业，也会直言不讳地说，我不会普通话，我在桂村初级小学堂极有限的学习阶段里，和普通话的产生还有很大一段时间差，我用的还是母语，颜市方言，有33个声母，50个韵母，8个音调，是中国最接近古音的、最难学的方言之一。
当年我写的那篇文言文我早已忘的一干二净，在八十多年后，我用白话文又写了篇短文，题目是《荒塔桥》，大致地讲述了王二浜地名的由来，可惜的是，那位执着暗色戒尺的老校长是再也没办法看到了。
我还在写字，和以往是大不同了，在网上，越来越多的抄袭文章泛滥，缘于我学生时代无法释怀的误会，我对抄袭深恶痛疾着，一经发现，必穷追不舍，几经折腾，却无力改变。
就会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场文言文白话文之争来，谁输谁赢能说清吗？你看，如今国学的盛况，你看，大众对古文式微的担忧，便可窥一二了。
我还是坚持着写字，写着些杂乱的生活，和其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倒是有不少赞赏我字的，更多的会说，看不懂。
我记录我的，总会有一天，后人翻开浩淼的网络时，会发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下的或远或近的字，由衷地伸出大姆指赞叹一声。
这一声赞叹，我想留给我的爷爷，还有那位我忘了姓名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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