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加简村夜话·吾乡‖主题征文活动
父亲跟我共同生活十八年了，期间大约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心无旁骛地陪伴我的儿子，他给这棵独苗一个高度概括且相当精准的定性：积极进取，缺乏自律。我知道他的心思，要把年轻时没有把儿子培养成栋梁的遗憾，在孙子身上加倍找回来。
十八年的漫长时光，在一棵业已成材的大树身上，未必有太大的改变，此处可以加个括弧备注说明一下：以小区的一棵柏树为例。人这么长寿的高级动物，也一样。
人可能是最架不住岁月催促的“物件”。光是数字的递增，或许能鸵鸟式的忽视一下。但在一家单位大楼里，与我成天价面对面的对桌日渐稀疏花白的头发、额上白皙的皮肤横生的皱纹、极不情愿却抵抗不了地心引力不得不耷拉下来的眼袋以及日日依靠院子里的体育器材仍持续生硬的腰部四肢，总是能在某一个瞬间恰好地提醒着我······我和他们原是一丘之友，我们正赤裸裸地映照着彼此的衰老，朝着同一条不归路前行。
十八年里，我搬了三次家，有幸目睹了这个城市棚户区改造和规划各种新区的日新月异。土著居民上楼后见得少了，原来那间啤酒屋的常客们没有骨气地在拆迁协议上落笔签字，街头配钥匙修鞋代卖香烟和晚报的为了生计一一改行，散见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和角落里孤独地抽劣质香烟，唯有回民一条街翻建两次后买卖依旧。
十八年前的那个春天，我被单位调到这座城市工作，却并没有憧憬中的美妙。那会儿的单位门前这条主干街道有点荒芜，公交车缓缓驶过，柴油味夹着尘土扑面而来，小车也提不起速，它需要绕行坑坑洼洼的路面，还要防着偶失井盖的突发情况。
单位宿舍外墙和屋顶没有进行保温处理，外观很破旧，里面的设施极其简陋。院子里成荫的法桐已经需要两人环抱，塔松傲然耸立，只有大门侧旁两丛西府海棠盛放。
我分到的是小套顶层两居室，红砖外墙，白色仿瓷涂料内墙，水磨石地面，滑溜溜的，拖完地一股接地气的土腥味儿，时刻提醒着我不忘本。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来为谁服务，初心要牢记。这片宿舍建于八十年代，每栋四层，窄小的门窗已应老干部的要求改木质结构为钢。玻璃与框的密封是一种腻子，历经风雨剥蚀，不挡风，也不挡雨，更不会挡气体散出去，有隔壁千家醉之能，无煤气中毒之忧。
这种房子夏天尤其费电，只要回到家就要开空调。饱吸阳光的楼板屋顶散发出刺鼻的沥青味，夜晚余温未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像热锅上的蚂蚁。父亲白天去河里薅芦苇根回来烧绿豆汤，说是老家每年都是这么做的，喝了不会中暑。太阳落山前将屋顶用水浇湿以降温，这样可以节电。
但是，正如雨天，屋顶一有水，室内可就与室外浑然一体了，滴滴答答到天明。所谓上善若水，哪里位置低，哪里有缝隙，它往哪里去，无孔不入，别说沥青，就是大禹也治不了漏水，把我愁的。父亲创造性地在漏雨的屋顶和窗口分别加了铁皮棚子，邻居见了纷纷效仿，楼宇立马呈现出新气象。
然而准文物级的老房子哪有不透风的墙，下暴雨的天气，雨点砸得洋铁皮的顶棚哐哐地响，风把雨水从墙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送进来，简直叫人无处藏身，人们拿盆子匆忙刮室内的小溪。父亲说，你小时候咱老家的房子还不如这哩！我就闭了口，就当是中秋节的钱塘潮，知足地享受浪奔浪流，默默拿本书静坐听雨。
有了父亲的安慰和陪伴，此心安处是吾乡。
过了几年，我买了新房搬到新区。附近棚户区拆迁重建，工地上忽然来了许多老家口音的人。父亲在一次晨练的路上，听到一堆人围成圈议论老家的事，他立马搭讪，成功入群。父亲开始在晚上去他们那聊天、抽烟、喝啤酒，很快乐。与棚户区重建同时进行的是猪肉的涨价。我记得很清楚，猪肉从五元一斤涨到了五块五，接着是六块、六块五、七元······那种涨价是小幅度的，是循序渐进的，并没有让来回民市场的人产生什么的压力。十多年前，这个遍地是建筑工地的地方，外来人员流动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要远比眼下已经建成的生活区充实、热闹得多。
充实，是老百姓口袋的充实。建筑行业效益好，农民工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就是厚厚实实的一沓子。热闹是人多的热闹，回迁区土著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乡农民工。而那些操着不规范普通话的外乡人里面，居然有小小的一股家乡人。每当晚上下班经过那些家乡人练的啤酒烧烤摊时，他们都热忱有加，高声地喊我：“老乡，来喝气儿！”诚意感天地泣鬼神。
有时我周末回来，买几斤蛤蚧，拿两瓶白酒，叫上父亲和他们吃地摊。他们要了毛豆花生和烤串，辣炒了蛤蚧，倒上大杯烈酒。我喝扎啤，脱了上衣跟他们练。他们高兴地围着我问长问短。父亲和我抢着提问：这里和老家哪里好？他们说收入比老家高。又问在这里过得是否习惯？他们无所谓：反正平时吃住在一起的全是老家一道过来的熟人，没有什么不习惯。父亲又问农忙的季节回不回去？他们摇摇头：不回去。老乡们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建筑队采用的是计件制，按工程量验收通过就结账，不干就没有工资，另外加上来去路费和开销，也是不小的一笔。划不来！
家乡人的所有事，父亲都关心。
那些一年到头不返乡的老乡们进了腊月后，明显地活跃了起来-----回老家的日子近了。腊月二十后，一辆挂着家乡牌照的大客车开过来，拉着他们、装进他们的大包小包以及他们的欢声笑语缓缓地离开了这里。那辆大巴车的驾驶员跟父亲是自来熟，听口音就天然建立信任。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三，他看到我和父亲行走在人行道，还腾出一只手摇下驾驶室的玻璃，冲父亲打招呼。那一刻，我觉得这位驾驶员特别的亲切、特别的高大。不光是因为他的友善，最主要的是：他承载了、也成全了满满一车“老乡”在异地积攒了一整年的思乡情，他眼里的家乡人全是亲人。
父亲就天天问我，你们啥时候放假？我说大年初一才能走。于是他就开始拾掇东西，眼神里全是期待。
转眼间，家乡大车就不再开来了-----棚改区域开发完毕，建筑工人们陆续离开了。他们中的某些人走之前还和我道了别：“快回家了，以后不来了。”
他们原先不回家，不是不想家。临到他们要回家了，也不是因为想家。底层打工者的去留向来由不得自己的情绪，而是收支决定的。我能猜到，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长久地逗留在老家。
家乡不过是他们辗转在异乡与异乡之间的中转站，是他们收藏的最后一块聊以自慰的自留地。
回民市场有位做凉皮的大哥是西安某县的，他们一家四口在这里生活了多年，时常能碰到面。疫情初起的上半年，大哥把固定摊位转租给一位绵阳老川菜厨子，自己的买卖变成游动形式，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凉皮生意不好，时有时没有，一个月的流水都抵不上之前半个月。他们租房住，两个孩子读书，妻子在附近的物流送快递，也赚不了什么钱。他准备让妻子陪儿子回老家上初中，他和上幼儿园的小女儿再在这里待着，看买卖会不会再好起来。如果还是老样子，他只好带着女儿也回西安和妻儿团聚了。
我安慰他：“回老家也是好的，至少一家人能一起生活了。”
他叹口气：“唉！两个孩子的出生地都在这儿，他们俩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又舍不得从小一起玩的小伙伴，通通不愿回老家。”
他的人离开了我的视线，他的话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旋：西安和这里，哪一个才是那个即将离开的小男孩的家乡？说他是这里人，他的户口远在西安。若说他是这里人，他却从没在西安生活过的片段。有一天，当他站在了西安的家门口上，会不会就遵从生活的轨迹，默认了完全陌生的家乡？
我想，这是有点困难的。就像一毕业就在这里落户了的我，一样很难承认这个地方。我给父亲交了很多年的医疗保险，他也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所有方言土语，他也有许多当地的朋友，可一旦听到乡音，就会无条件的信任那个人，上当受骗也在所不惜。我儿子填学籍档案里的籍贯一栏，父亲总在关键时刻出来一锤定音：老家，老家呀！儿子说：这里是你的第二故乡啊！父亲说：可以，但不是家乡。
他的胃肠虽然早就适应了这里，可一旦回到家乡，风味小吃很快就能占领他的味蕾制高点。那是刻在记忆最深处的图腾，如同一个人的血型，终生不变。
家乡的内容不是止于一个本地的身份证和一套可以容身的房子。“家乡”这个词涵括了太多的东西：祥和的村庄、滚滚的麦浪、清澈的小河、袅袅的炊烟、午后的草垛子、奶奶摊的煎饼、青梅竹马的玩伴和相亲相爱的亲人······甚至，甚至屋檐下叽叽喳喳的麻雀和四脚翻飞着来迎接我放学的小花狗，也是家乡永恒的图画。我并没有刻意去加深它们的轮廓，我以为，这些只是我温暖醇厚的童年回忆。但有人说，我们始终不曾放下的这些，应该叫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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