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年中山大学袁伟时与北京大学尚小明二教授，关于孙中山是否在与袁世凯的较量中不知妥协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发展为破口大骂。其中关于“宋案”赵秉钧是否为“杀人罪犯”之问题，被北大尚小明教授抓住，做了有力的批判。尚小明先生自己的研究结论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不是杀人罪犯，所谓“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往来”是子虚乌有，并进而对另一相关问题做了批评。
他说：“在他看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不就是证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这个有力‘证据’，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
又说：“从‘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何曾有过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之事？我们只须认真翻翻《政府公报》和当时一些报刊便可知道，赵秉钧于‘宋案’发生后，为自证清白，曾屡屡提出辞职，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请病假可以，辞职不准！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一次次续请病假，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最终拖到‘二次革命’爆发，‘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挡箭牌’作用的赵秉钧解职。”
我并不想证明赵秉钧就是“杀人罪犯”，我感兴趣的是，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是否是袁伟时“虚构”出来的？
在尚小明的反驳中，首先说，“从‘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何曾有过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之事？“可是从尚小明所引袁伟时原文看，袁并没有限制时间是”从‘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尚小明虚晃一枪，想要造成袁伟时基本史实错误的假象。
下面的逻辑更加奇怪了，赵秉钧一次一次请辞，袁世凯不答应，这不正表现他不愿赵氏辞职吗，最后顶不住压力，要辞去赵秉钧，不正是“被迫”吗？所以，尚小明的反驳究竟逻辑何在，也是一疑问。尚小明的反驳不仅没有驳倒袁伟时，反倒从另一方面充实了袁伟时的论证，这是袁先生会吸星大法吗？
当然尚小明对袁赵关系有自己的解读，说赵秉钧是袁世凯的“挡箭牌”，“‘宋案’不了了之”，“挡箭牌”不再起作用，所以可以抛弃了。可是“二次革命”不正是以“宋案”为口号，揭竿而起的吗？“宋案”固然因为袁派的阻扰及袁孙的决裂，而搁置起来，可是战争不还在继续吗？人们不还在关注“宋案”涉案人员的下场吗？怎么“挡箭牌”就不起作用了呢？
而尚小明说，“袁先生连‘宋案’的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却振振有词，大发其谬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基本史实”究竟所指何事，如果是二次革命前，袁世凯批准赵秉钧辞职一事，这恐怕是尚小明栽赃，如果是是否“被迫”，则纯属对当事人袁世凯心态的推测，是对史料的解读问题，而不是“基本史实”是否清楚的问题。
历史研究要注意对史料的把握，可是研究者却不能被史料牵着鼻子走，逻辑是自己的，判断是自己的。如果不能自主的掌握史料，理解史料，钻在小问题里出不来，反而想用小材料来解释大问题，这是所谓“专业”的自负，若再以自己一偏之见当作了史料本身，来批评他人的“不学”，就更是贻笑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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