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彩荣今年七十六岁了，是我们村里的一个五保户，他同时也有重度视力残疾。生活给了他太多的苦难，使得他早早地失去了双眼。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可心灵的那扇窗户并没有关上。他对抗苦难生活的顽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那天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我走的是经过龙津小区的那条路。不为别的，只为这条路的清净，以及道路两边秀丽的风景。我骑着小电驴慢悠悠地走，这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穿插在一片片的翠绿中间，呈现一种银白色，看上去令人身心愉悦。这一条条通往村庄尽头的水泥路，让人不禁感慨农民把苦日子也熬到了头，这真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我带着欢快的心情，为自己拥有的幸福感到知足快乐。
太阳照得到的地方是充满阳光的，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呢？我们的幸福背后，又有多少人的人生凋零得如褪尽落叶的枯老树枝，他们面对冰雪纷飞的生活，苍劲地挺立着。
那天恰逢赶集，镇上的人很多，郭彩荣也出来凑热闹了。我要下坡过发电坝那座新修的桥梁时，他远远地往我这边走来，呈曲线前行，步子很慢。
我看到了他，便停下车子静静地等着他走近我。他是一个盲人，基本上只能靠一点微弱的光亮辨别方向。他的两只手上各握着一根细竹棍，用它们试探前方的路。他一面走，一面举着两根棍子不停地往路面上敲打，用以判定路况。他的头也往一边偏着，我想他应该是在借助耳朵辨别沿途的车辆和行人。
我看着他越走越近了，便拿出了手机，我这次一定要拍下他的一张照片。上次我们社区脚门组有人去世了，他和三儿一起去“赶场”，我刚好路过他们，三儿走在前面，郭彩荣走在后面，三儿就用郭彩荣手中的两根竹竿牵引着他，在那条宽阔的205国道一边的人行道上走。
我路过他们时，我望着他们俩笑了一下，三儿看到了我，笑得一脸灿烂，他一笑，便让他的样子显得更傻了。那一口龅牙在那张凸出的厚嘴唇里露出了一大半，他呵呵笑的时候，还耸了耸他那呈弓形的背脊。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裸露在外的皮肤晒得黑亮，尤其是后颈处的皮肤，黑得真像一个非洲人。
我当时一笑而过了，没有想到给他们拍一张照片。过了两天后，我想为他们这种东拼西凑的人生写一篇文章，便后悔当时没把那张有意思的照片拍下来。这篇文章搁置着，我就一直没写，心里想着等我弄到那张照片了再写。
一连等了一两个月了，也没再遇到他们俩合体的机会。今天，我去一个申请低保的居民家了解情况时，又在路上遇到了郭彩荣。实际上，我隔三差五就会遇到他。看来他是挺忙的，我好奇他的消息为什么这么灵通，于是，我又停下了车子和他闲聊了一会儿。
“郭彩荣，你又去赶场子啊！”
“是啊！” 他停下脚步，侧着头辨别出声的人，“你是谁啊？”
我笑望着他说道，“我是我们社区的秘书啊！你今天是去杉木组赶场子吧？老党员徐国民死了，你是去那里吗？”
“是的，我是去那里。”
“你是怎么知道杉木组有人死了？”
“我听屠夫曾又说的。”
“到镇上砍肉的曾又吗？”
“是啊！就是他。”
我心下想，怪不得他能十里八乡地赶来赶去，原来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附近的人家，他听到礼炮响，寻着声音能找过去。可隔远了，他就只能借助于别人的口信了。
“你们这么远赶过去，人家给你多少钱的红包？”
郭彩荣笑了笑，他也是个龅牙，笑得一口黑牙露了大半出来，还有上排牙齿上的一大块乌黑的牙肉也尽显了出来。他笑着说，语气有点酸楚，“哎呀！能给多少哦！少得很，只有12元钱。”
“哦，只有12元钱啊！那三儿，九儿他们也都是12元吗？”
我当时在脑袋里给他作了一番算计，像郭彩荣这么走，即使四五公里的路，他来回一趟都要好几个小时，这么风风火火的赶这点钱真有点不合算。我想了想，又笑着说，“好像主家还给一包精品白沙烟吧？”
“是的，还有一包烟。” 他说着把两根棍子并排合拢，双手握着棍子顶部面向我站着，起了和我说说话的兴致。
“九儿他们好一点，比我们划得来，他们有24块钱，两包烟。”
“他们是两口子啊！那得拿双份不是？”
我笑郭彩荣说的这句话，也笑那两个一天到晚骑着一部摩托车在镇上兜来兜去的两口子。九儿当年也是个角色，八零年代的老板，那些年骑着一部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背着一个照相机，手腕上戴着时新的手表，没事便在乡村里晃来晃去，那是一副流光璀璨的风景。后来，他沉迷于赌博，堕落成了如今的一个乞丐，还娶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两口子生了几个孩子，活下来两个，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精神也有些问题，跟着他们四处乞讨为生。其它的几个孩子，有人说是淹死了，也有人说是病死了，一家人住在政府安置的房里，糊弄着他们混沌的日子。
他们俩的背上总是挎着一个大的布背包，穿着很邋遢，那个女人常年穿着一件男士的外套，春夏秋冬不变样，似乎四季的气温变化于她没有影响。她留着一个男士的平头，外观上也能看出她异于常人。
这样的他们也有人羡慕，郭彩荣羡慕他们可以拿双重的施舍。我看着郭彩荣这憨厚的笑容，我又说，“你都快八十岁了，你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你每个月有五保户的补贴和残疾补贴，你一个人也用不完呢！”
“妹子，我也要买菜做饭吃啊！也要花钱呢！”
“你们天天赶场子，天天有好饭菜吃，自己能做几顿饭？你能做饭吗？眼睛看得见？”
“我能做饭，摸着做啊！”
他说话说得笑出了声，我一听，他这也是跟我说笑。我知道他是很少做饭吃的，一路来几乎是吃着百家饭活着。我又和他说笑逗乐了一会儿后，便骑着摩托车走了，听见背后又传来一阵棍子敲打路面的声音。
郭彩荣和三儿，九儿两口子是我们镇上很有名的人，他们是职业的“赶场人”，我说的赶场，就是赶丧事，喜事的场。镇上十里八乡之内，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算是自成一派，大人小孩都认识。我们镇上的人，也许有人不认识镇党委书记，怕是没人不认识九儿，三儿。
他们靠耳朵听，靠嘴巴问，哪有礼炮声，寻着声音便能精准地找到场子。我们镇上有一种自成的习俗，但凡有这种叫花子上门，主家不驱赶也不怠慢，或多或少总会打发一点儿。
当然，他们可也不是我们能怠慢的。要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赶也赶不走。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首先要饱餐一顿，毕竟他们自己平时也做不了几顿好吃的，抓到这个机会，恨不得把几天的饭食都吃进去存到肚子里。再者，像郭彩荣和三儿，他们都靠两条腿走上那么远的路，不饱餐一顿，也没有力气走回去。有的村远得很，走一趟要两三个小时，这要消耗不少体力，
一般，主人家也不吝啬这点饭菜，让他们敞开肚皮吃。我见过三儿吃饭，他一顿饭能吃我一个人三天的饭量，拿那种一次性的碗狼吞虎咽，一连能吃七八碗。有时，他吃得过快，被噎得梗着脖子，像公鸡打鸣，弄得客人们围着他看，像看一出戏，都逗他笑他。九儿带着他的傻老婆来了后，先管饱他们自己，然后还要给孩子们打包一大袋饭菜回去。主家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满足他们。不过，他们吃饭时只能坐在边上吃，不能上席面。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实在是没有胃口和他们同坐一席吃饭。
他们吃完了饭，主家还得每人打发一个红包和一包烟。这是他们给自己定的一套标准，最低标准是12元加一包精品白沙烟。他们在这方面，可又精明得很。他们拿到红包就会当场拆开看，郭彩荣则是把钱掏出来先摸一摸，然后装模作样地举着钞票在他瞎了的双眼前面晃一晃。若是主家给少了，准会赖着不走。不过，镇上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作风，一般都会按正常的标准打发他们。他们若是见主家的场子办得大办得好，他们就会多要一点，还会说一些恭维话，让主人和客人一高兴又多给一点，好让他们见好就收。
我去过郭彩荣的家，他的房子也是政府修的，一处能遮风避雨的砖瓦房，总算是护了他的周全。那天我想去他家拍一张他的残疾证照片，想着能不能给他申请一根导盲棍。我的同事告诉我，要我赶黑清早去才能会到他，他忙得很，每天大清早就出了门。
看到他们，我们还真的不能随便对生活哀怨连连了。比起他们，我们即使只有健全的身体，也比他们多了一份上天的赏赐。
好在这些弱势的群体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他们在这个小天地里互相抱团取暖，抵御生活的严寒。三儿可以做郭采荣的眼睛，而郭采荣能给三儿出谋划策，这也算是紧密配合。
我看到这样的组合，不禁感叹他们这种拼凑的生活。上帝赐予了他们残缺的身体，可也剥夺不了他们努力生活的热情。不管是傻子，还是瞎子，他们都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能耐，顽强地抵抗风雨飘摇的生活。看到他们，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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