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大学校长群体中,上海私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是唯一在抗日战争中被日伪杀害的大学校长,1985年4月,在沪江大学校友的长期呼吁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刘湛恩先生为革命烈士,2015年8月24日,刘湛恩又被民政部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中,这位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间领袖,终于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刘湛恩校长刘湛恩(1896—1938)湖北阳新人,1896年12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白沙镇刘福七房村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祖父刘林绍是一个录入府学的秀才,父亲刘会坌则是美国浸礼会的布道师和宣教师,但不幸的是,在刘湛恩4岁的时候,父亲英年早逝,母亲罗芬清被族人迫嫁,罗芬清不得不携刘湛恩和刘明珍兄妹弃家出走,背井离乡,投奔在汉阳的一个远亲,并被介绍到一所教会医院当杂役,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晋升为护士、护士长。当时医院的传教士女医生艾米莉-白桃博士,非常同情罗芬清一家三口的处境,资助刘湛恩到教会创办的汉阳小学读书。
1907年,刘湛恩小学尚未毕业时,就被白桃博士推荐到江西九江同文书院学习,同文书院为江西省第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传教士尔利陶理、吴恪矩等人创办,刘湛恩在同文书院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算是继承了父亲刘会坌的事业。
1912年,刘湛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文书院毕业,并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当一名医生是刘湛恩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来自于传教士女医生白桃博士,正是白桃博士的博爱之心,给了刘湛恩人生以深深的影响。
1915年,刘湛恩以优异成绩从东吴大学医预科毕业并获得了奖学金,在白桃博士的推荐和帮助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鲁丝医学院攻读医学。当刘湛恩抵达芝加哥之后,却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决定弃医从教,刘湛恩认为救国必须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遂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学,从此决心以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1918年,刘湛恩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导师保罗-孟禄教授,当时孟禄教授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杜威齐名,孟禄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至深,著名的教育家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朱经农、陈鹤琴、郑晓沧、钟荣光等人也都出身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刘湛恩博士1921年,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刘湛恩,曾被北洋政府聘用,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秘书和中国学生团体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了关于裁军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
1922年,刘湛恩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刘湛恩在美留学期间,经常以打零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当过家庭教师、饭店侍役、佣工等各种职业,甚至是农场的季节工,这些经历既能勤工俭学,又能很好地了解美国社会。
1922年秋,刘湛恩从美国回国,应时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之邀,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同时参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工作。
1923年,刘湛恩在上海与同是留美学者王立明结婚,王立明,字梦梅,是安徽太湖县人,1920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硕士学位,刘湛恩于1938年4月7日被日伪暗杀之后,为纪念夫君刘湛恩,复姓刘王,以刘王立明传世,她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刘湛恩结婚之后,就驻留在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同时还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兼课,讲授教育学,积极倡导“教育救国”、“公民教育”等思想和理念,举办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并担任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撰写了《公民与民治》、《公民教育运动计划》、《怎样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等文章,为实施教育救国和发展职业教育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市各界纷纷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和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因蛮横阻止学生的悼念和声讨活动,导致部分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另组一所新的大学,正巧刘湛恩次子出生,取名为刘光华,尽管刘湛恩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与卜舫济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但刘湛恩还是全然不顾教会的反对和阻扰,积极协助张寿镛等人筹建学校,并愿意出任校董和教授,在讨论校名时,刘湛恩喜得贵子的消息得到大家的祝贺,也给大家以启迪,遂以“光华”为新校命名,光华大学就此在上海诞生。
1926年,刘湛恩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并在欧洲各国旅行、参观和访问,刚届而立之年的刘湛恩开始在中西文化交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高等教育领域崭露头角,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沪江大学是一所位于上海的教会大学,由美国教会创办于1906年,校训为“信、义、勤、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掀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因此改组了校董会,具有宗教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背景的刘湛恩博士被聘为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
沪江大学校徽1928年2月28月,沪江大学为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举行了一场颇为隆重的就职典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上海市长张定潘、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等国府要员到场祝贺,卜舫济、郭秉文、李登辉、李权时、朱经农、潘序伦等教育界人士出席了典礼,刘湛恩发表了题为《大学的使命》的演讲,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宣称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的三大使命,提出了“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教化”的办学方向。
刘湛恩上任伊始,就对沪江大学校务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聘请了涂羽卿、余日宣、徐作和、蔡尚思等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国学者到校执教,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也逐步调整为由华人出任,积极推行教授治校,重视学生品德培养,以服务社会,效用国家。
刘湛恩对沪江大学的建设也非常重视,曾多次出访美国,募集资金,扩建校舍,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增添图书资料,沪江大学在其执掌之下,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学校影响也日趋扩大,逐渐成为沪上有名的一所大学,刘湛恩也被社会各界誉为教育界的奇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刘湛恩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虑,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刘湛恩当选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委员,与史量才等人主持抗日救国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刘湛恩积极参加上海市民地方维治会的工作,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进行抵抗。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刘湛恩就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广泛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介绍中国的局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各种暴行,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支援中国的反侵略战争。
1935年,日本又开始觊觎中国华北地区,侵占了华北大片领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救国宣言,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当时部分基督教学生曲解基督博爱主旨,认为基督徒热爱和平,不应该参加抗战救亡活动,刘湛恩明确提出:“耶稣真正的精神是主持真理和正义,对一切不正义的侵略行为,都应不顾自己的安危加以反对。”刘湛恩还联络上海基督教著名人士颜福庆、李登辉、沈休兰、吴耀宗、刘良模等28人,领衔发表上海基督徒对华北事件的宣言,呼吁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分裂中国领土的企图,“我们热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而流血。”并表示“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这份宣言无疑是代表上海爱国基督教人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战书,对推动全国宗教界的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战争打响,沪江大学地处战火前沿,很快就被日军抢占,但刘湛恩并没有退缩,他把学生集中在城区租界内的商学院大楼继续复课,他认为“教育与军事在长期抗战中是同样重要的,决不能因战争而停办学校。”刘湛恩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出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监察委员,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理事,中国基督教理事会战时救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向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刘湛恩曾与颜福庆代表上海各抗日协会分别访晤各国在沪大使、领事,转达中国民众要求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
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血战三个月,以时间换空间,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但刘湛恩并没有撤离上海,而是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留在上海为抗日救亡而奔忙。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策动汉奸王克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又在上海策划温宗尧、梁鸿志等人出面组织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温宗尧、梁鸿志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而温宗尧与刘湛恩还颇为熟悉,温宗尧被内定为伪政府行政院院长之后,拟邀请刘湛恩出任伪政府教育部长,被刘湛恩严词拒绝并严厉痛斥,忠告温宗尧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这种认贼作父、有损国格人格的勾当。
刘湛恩的正义之举,遭到汪伪政权的嫉恨,开始对刘湛恩实施各种恐吓手段,企图威逼刘湛恩就范,但刘湛恩毫不屈服,表示“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个中国公民,我永远都不会屈服”,“愿意为国际正义和永久和平付出代价”,刘湛恩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危险处境依就泰然处之,他曾对妻子刘王立明说过这样的话:“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偷生不如为国而死,绝不临难苟避”。
1938年4月初,上海国际救济会委派刘湛恩去国外募捐救济基金,并预定了4月13日前往香港的船票,刘湛恩准备离沪出国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日伪高层的恐慌,决定除去这位坚定的抗日分子,在其出国之前痛下杀手。
1938年4月7日上午8时许,刘湛恩像往常一样,由寓所前往学校,其妹妹刘明珍则与刘湛恩次子刘光华去牙医诊所看病,三人一起同行,在搭乘公共汽车时,刘明珍携13岁的刘光华先行上车,刘湛恩正欲上车之时,3名暴徒拔枪向刘湛恩射击,其中一颗子弹从后背射入,又从前胸穿出,刘湛恩应声倒地,当场牺牲,年仅43岁。
刘湛恩是抗战时期最早被日伪暗杀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他的遇害使中外人士大为震惊,幕后指使者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当时社会舆论称刘湛恩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值得我们最高的崇敬。”
刘湛恩遇害的第三天,上海各界在国际礼拜堂举行入殓仪式,灵堂中间挂着“为国牺牲”的挽幛,左右挂着“长校十年,苦辛备历”、“成仁一旦,中外同悲”的挽联,刘湛恩的遗体被安葬在虹桥公墓,执紼送殡队伍长达3000余人。一位美国友人在刘湛恩追悼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年后,当一个新兴的、可贵的中华从黑暗与祸患中跃升起来的时候,并知道了我们烈士的精神所贡献于新生的可贵的国家者,人们将会永远地怀念他。”
刘湛恩墓碑刘湛恩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实践了自己献身国家和民族的誓言,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赤诚的爱国之情,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撒在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上。
1984年,在刘湛恩牺牲46年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随后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补认他为抗日革命烈士,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刘湛恩,终于以抗日英烈的形象,又重新走进民众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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