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界正在发生著一场深度规模的经济危机，它由前续的金融危机引发，已经影响了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呢？世上流行著各种说法，最常见的说法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的意见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文化，经济危机只是其表象。
我们先来看危机本身。
二、危机状况及表层原因
2007年美国房屋信贷危机开始浮出水面，紧接著金融机构出现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全世界。由于金融界，特别是银行系统的普遍危机，直接致使了消费萎缩和银根吃紧，这便进而影响了生产行业，于是，经济危机发生了。
沉联涛等先生认为，[ 参见，沉联涛：《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载《财经》，2008，26期；王欧：《金融危机：回顾与溯源》，载《财经》副刊《金融实务》，2009，1期。]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创新和监管放松的共同作用。依现象言，沉先生等人所揭示的原因的确构成逻辑关係，是这种因果关係的力量最终引爆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其中，金融创新产品的人为甚或虚构作为，起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作用。比较而言，市场监管的放任只算是配角。而房次贷事件可算是事因。
若果所言，限制金融创新和加强管制，即可从此避免危机。这样的结局似乎太过意外。依我所见，若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好像不能就事论，否则，永无解套之日。如前所示，我以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所致，非单只是孤单的经济现象。
三、危机的一般文化透析
虽然，房次贷事件、金融创新、监管放任三者之间已构成因果关係，但三者亦可视为某些更前原因的必然结果，若无这些原因的存在，断难出现这样的后果。这意味著，我们至少要讨论三个层次的原因：一是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即上述的三大原因；二是要讨论这三大原因之间的因果关係；三是，这三大原因前面更本质的原因。一般说，前两层已有比较多的讨论，惟第三层较少涉及。
现在，我们先由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即金融创新进入讨论。
所谓金融创新，也称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市场交易，是指金融机构利用其所佔有的货币资源进行投机行为，从而增值其利益的现象。它包括外汇市场、影子银行、对冲基金、场外交易、杠杆率、抵押债务债券（CDO）等事项。一般说，获利是所有商业行为的必然现象，当然更是金融机构的趋势所在。依此言，金融机构希望获利和获得利益是非常正常的事。然而，金融创新却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获利行为，它们是虚构利益，而且是虚构暴利。其暴之至，无异于天文泡沫。
何以如此呢？最表面的原因乃在于，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大批金融工程师，他们专以创造金融衍生品为目的，从而鼓吹了巨大的金融泡沫。金融工程师是一批具备特殊金融专业知识和观念，以及行为能力的职业人士。他们的本事和职业观念告诉他们，制造金融泡沫，并且愈大愈好，是其职业能力的最佳表现。
在人类乃至自然界中，基于生存需求，很多生物会将自己的某一些能力和行为极致化，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存有利。而在人类之中，行为和能力的极致化，还只是现象之一，由于分工，职业化加上极致化，便会产生强势的异化现象，即行为的目的最终改变了行为的价值。金融工程师的出现，便是这样异化现象中的典型。能力的冲动和心志的冲动交互作用，使金融工程师们雄心万丈，极尽所能去制造虚构的业绩。这里，绝对功利主义的观念是事态得以演绎的前提。或说，利益，尽可能的利益、无限可能的利益冲动成为了根本原因。然而，仅此显然还不够，否则，这样的经济危机早在几百年前就会频仍发生。所以没有发生，乃在于，这个世界还缺少另一重要的观念支持及事项承载。这种观念和承载是，智慧工具化的理性观念。
理性是人类智慧中的重要现象，属于理智的类域。它承接感觉智而来，亦可导向性智。正常情形下，这样的结构是智慧演绎的逻辑常态。问题在于，常态逻辑有可能被扭曲和异化，而这样的扭曲和异化恰恰易于发生在理智之中。此乃因为，理智长于技巧和设计，它以获得便捷和成效为使动，结果是，智慧不再为本身所趋，而演变为了工具：通过工具去实现技巧和提高成效。可以说，理性一旦陷入工具化的境地，它便显出双刃性：既可提高功效，演绎技巧，又可伤及环境及行为者。原因乃在于，工具化即程式化、逻辑化，在不中止程式和逻辑的情形下，它的必然性力量是非人性的、非公共化的，在达成终极成效之前，它会把这样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理性在服从工具标准之时，已优先失去了它本身的内质：价值标准——性智的利他嚮往。于是，理性被扭曲和异化，变成了否定人性和性智的冲力，变成了破坏互养、同构、公共关係的利器。
金融工程师和金融衍生品正是强效地利用了理性的工具功能，埋葬了理性的价值内质的结果。金融工程师们在对房贷按揭进行证券化之时，这一由功利和工具逻辑所联合导演的资本巨泡，便不再有可以停止的可能性，除非它完成了对泡沫的制造，并实现了毁灭性的后果。
绝对功利主义和异化的工具理性产出了金融工程师和金融衍生品，为金融危机准备了在劫难逃的逻辑。然而，这样的劫难得以成立，还有两个相关条件需得重视。
首先，金融工程师们得有为所为的喙头或前提。这便是房贷按揭的存在，而且必须数量巨大，不大到足够的量，不足以引起金融工程师们的兴趣。那么，何以会如金融工程师们所愿，出现如此足量的按揭资产呢？这与西方文化的起源又有直接关係。
西方文化起源于中纬度文明带西段，那里的地理环境和人种、种族构成及经济方式诸原初条件均不太有利于纯农业文明的兴盛，以致农业文明被迫改变单一性，走上了多维複合之路，成为了杂合的文明形态。在这诸多杂合因素中，有两种因素特别有破坏意义，这便是商业和强盗的产业方式。尤其是其中的强盗化过程，它完全摧毁了所有原状性社会结构和群域关係，捣碎了社会的原状细胞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它亦改变了文化和文明体系的基设、结构和走向。强盗化入侵、迁徙的潮流化，所有源之于自然母体的原始自然神观念被迫放弃、败毁，征服者开始营造半人为的原神体系，结果，文明带西段的社会事务及其文化观念得脱离自然本根母体，进入人为捏造、制作的历程，是以有了宗教神体系、道德理性主义哲学、物理化的自然哲学、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诸建构。暂不说这些成就非凡的思想体系，仅就文明带西段人们的生存观念和行为方式言，其所铺张者，便是极端功利主义和及时享乐主义。
常言道，西方（文明带西段）人是在生存，而东方人则是在生活。所谓生活，是满足一种田园式的愉悦，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很高的生活意境和人生标准，但自得其乐，无有大的变故，世世代代薪火相传、息息相关，得过且过，是其要。这里，若干代人的生活具有同一性、可预期性，亦是其所。而生存则不然，它是强盗化生境中的一种赌博、挣扎，或说是一种生命游戏。更为通俗的说法是，一个人今天晚上睡下去，而且是带刀睡下去的，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的身子起来了，他的头则不一定能起来。每个人都在拼命，都在猎杀，也在被猎杀，杀戮、抢掠主宰著一切。如此之下，人们不得不调整生存的方式和想法，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忧。对任何劫掠、意外所得，或任何既得利益，无不为即时、快速、激昂的消费冲动所主宰。
这样的消费观念积淀数千年之久，虽经近代大功利成就的寛纾和理性主义的稀释，仍不免超前消费的利诱和快乐主义的驱使。美国的房次贷危机正是这种利诱和驱使的必然结果。
超前消费、无节制地消费，消费远远地超出了生产能力的许可，是西方次贷危机的本质，也终于成就了金融衍生品进入流程的喙头，工具理性的神话由此开始了。
其次，有了起因，金融工程师们的魔力还只是有了由头和工具，能否成功，还得有环境保障。这个环境便是社会和政府的准许度。时下，人们把这样的准允概括为监管放任。保罗·麦恩泰（Paul McEntine）则把它描述为“一场人人有责的危机”[ 参见：保罗·麦恩泰：《一场人人有责的危机》，载《财经》副刊《金融实务》，2009，1期。]。这些责任者包括：银行、美国政府（政府对房利美、房地美提供隐性支持，共和党、布什政府及格林斯潘反对监管，美联储的低利率，证监会的失职）、审计师的迎合、评级机构的利益驱动，CDO买家的利欲错判，还有美国国际集团（AIG）和其他债券保险提供商，等等。
何以政府、审计者、评级者、购买者会放任监管呢？部分原因是利益所在，侥倖和赌博心态作祟，更主要的理由则在于，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和主体主义的社会观念。自由主义认为，让市场决定价格，干预最小化，充分的竞争是创造高效率的绝对前提，等等，早已成为了西方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准则或经济宪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任何针对市场和行为人的干预，均被看作是对经济宪法的反动。这种受功利驱使的经济和社会原则，表面上是坚守了自由和主体意志的正义，而其实是以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损伤为代价的，故是一典型的以形式正义败毁实质正义的例证。
现在可知，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包括：作为事由部分的房次贷过量；作为配角或提供环境支持的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放任；作为搅局者的金融机构、金融工程师的利欲暴胀和操纵。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前位原因则有：生存主义的消费观念、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极端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念、工具化的理性观念、自由主义和主体主义的社会观念。可以说，是这些文化观念的如期会聚，才成就了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那么，是不是所有原因都罗置殆尽了呢？不是。这些原因虽说无一不带有文化观念的印记，但还不是有关西方文化的完整解释，究其实，这样的危机是西方文化整体运行的逻辑结果。
四、危机的文化再透析
问题还要回到文明带西段的文化起源期。地域社会的强盗化，使文明带西段在农业文明的中期被迫进入了混乱过渡期（距今约6000年～4000年的时代）。如前所述，巨大的生存压力不仅无情地淘汰了无以数计的种族、族群，亦逼使著侥倖存活的人们根本性地改变著人生观念和文化观念。其最要者，是断裂了自然本根，人域、他域分离，己群、他群对抗。断裂自然本根以后，人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成了外在，成了对立者、竞争者、征服者、掠夺者。人域漂离、无根无著，世界一片混乱、一片狼藉。于是，失去自然本根支持的人域世界，只得以族群为单元自为救济和挣扎。积久而下，一些成功的族群最终获得了学理的昇华，锻造出了人为化的、只为人自己服务、亦只满足人域功利目的的思想和文化体系。撮其要者，这些体系主要有：犹太人摩西创造的犹太教，苏格拉底、柏拉图建构的道德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希腊人物理化的自然哲学体系，希腊、罗马人建立的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
宗教、哲学、物理、政治社会的人为建造，意味著世界的外在化，亦意味著所有内原性解释路径的堵塞，一个内部化的世界被人为分割为了二元甚或多元的对抗状态。而在生存主义、功利主义的催化之下，这样的解说结果，是世界的物化理解，而非体用不二的完整解。世界由此变成了物，所有行为、思想、学说、道理的终极目的是“使物用于物”。这里的“使物用于物”有二义：一是使物作用于物；二是使物有用于物，其动机均受功利驱使。
世界的物化，西方文化的解释起点由此设定。于是，在西方文化过程中，必得出现体系批判和补充的文化现象。批判者通常会以真理的怀疑者自居，对前设的学说、体系予以解构、放逐；补充者亦常能成为真理的佔有者，担纲起建构者的责任。于是，解构、建构之轮替，共续了西方文化、学术、历史的链条。不过，这只是概要或表像之论，若探入西方文化内部，会发现，问题要比这複杂和麻烦得多。
本来，西方文化虽有物化的基设，但其理性的内涵不可忽视，尤其在前期，理性的意义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理性的力量才支撑起了前述的四大思想文化成就。无论宗教神论、理性义理神论、客观物理论，还是主体构成性的法律体系，可说，均以理性作为了它们的内质。然而，亦如前所述，理性向有二重意义：工具及功利理性、价值理性。所谓“使物用于物”者，无疑即是工具和功利理性，而价值理性者，则可对应表述为“使物善于物”。问题正出在这分离和社会欲求的冲动上。
不太有幸的是，基设的错误和强盗社会的强势压力，均不能保证这样初级的建构长期有效。一当效力不济，解构的必然逃无可逃。什么足以解构充满价值理性的思想体系呢？最好的利器便是工具理性。因为工具理性有强劲的效率贡献，而这恰是最中生存主义为上人群下怀的蛊术。况且，最早成立的思想体系中，实在不乏功利主义的要素。如摩西与上帝签订合同，以上帝承认犹太人为“子民”，且赐予犹太人土地所有权为条件，才得以崇拜上帝的预设，恰好为后世的屡屡解构提供了逻辑前提。
当然，西方文化的解构浪潮，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明显的，而是渐进至加速度的。工业革命以后，大功利的科技、商业、金融、产业贡献，终于有机会使工具理性登堂入室，并主宰西方文化。借助著工具理性的利器，一切曾经修饰人性之动物性的——精神的、器物的、制度的——文明饰物，一切提升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普遍性原则，均被击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形。这意味著，一种现代的现代性爆发了。
现代性问题，对西方人言，非独此仅见。大而言之，至少有混乱过渡期和当下两次强势暴胀情态。那一次，西方人断裂了自然本根，埋葬了原始自然神，亦快速地放弃了才刚建立不久的原神体系，制造了人域的特化和人为的文化体系；这一次，西方人则成功地破坏了人性的神性嚮往，实现了人的动物性还原。
人的动物性还原，便是本次以及所有可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人的动物性还原，是工具理性、功利理性、客我二元对抗的极致表示，亦是世界物化解释的必然结果。世界的物化，强化了客我二元的分致，世界不再是“内部”，不再同构自足，人不是世界的组成者，不是体的显现形式、方式，而是外在，是对抗、竞争，是征服、掠夺。结果是，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出现a.建构、解构的恶性循环，b.人为物役，人被异化，c.人的动物性还原。
这意味著，西方文化是执一端而为的。本来，工具理性或功利理性既为理性，当然有其合理性，至少就这样理性的具体情形言，当如是。或即说，它们所支使的每个具体行为、事项都有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出在，所有这样的合理性、正当性均是拦截、设限、设定后的合理，而非开放式的合理，因之，一当所有这些具体的合理、正当连接起来后，巨大的异化就必然出现，即结果或后果的不合理将使前件性的过程完全崩溃。今天的经济危机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事例。
至此，我们已大致解析了西方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深层文化社会原因，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这几个问题是：1.为什么要对西方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作出文化和历史的追究？2.这种危机的意义和教训是什么？3.有否解脱危机的出路？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解脱的真正出路，是要化除当下犬牙林立的主体界域，制限功利理性、工具理性的极端化，改变存在的生存观念，建构公共社会、实现公共化的人生价值。
江山：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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