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一词是随魏晋人物品评风气而出现的术语，继书法、绘画评论之后，刘勰将其作为一种文学风格来倡导，为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那么，“风骨”具体是指什么呢？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义瘠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可见，“风骨”其实包含两个内容：“风”和“骨”。其中，“风”主要就情感而言，它是动人之情的抒发，与情感的表现密不可分，所谓“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等均体现了这一点。而“骨”则指文章深刻的思想和清晰严密的论证力量，所谓“析辞必精”和“捶字坚而难移”是就其严谨的语言组织而言的，它使文章义理的表现具有内在的逻辑力量。此外，作者人格境界的高低也影响着文章之“骨”的强劲与否，因为“若义瘠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义”即文中所蕴涵的作者的思想。
总之，“风”与“骨”都是文章内在力量的表现，不过二者一虚一实，一为情感之力，一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的气概动人，事义之力借其结构严谨之文辞与逻辑力量动人。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书面表达，都有其结构和逻辑，因而必然蕴涵着作家的“风骨”（如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鲍照“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所不同的是，不同作家的“风骨”强弱有别，或者其“风”与“骨”各有侧重。下面即以当代作家余秋雨和韩寒为例，试论“风骨”在二者笔下的不同表现。
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余秋雨和韩寒的作品风格有着显著的不同——余以“文化散文”著称，而韩则因小说和杂文出众。因而，二者的作品“风骨”各有所重，余文重在“风”而韩文重在“骨”。
众所周知，情感的抒发是散文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因子，即“风”是散文的灵魂。其次，虽然“神不散”是散文的内在要求，但其“形”却是可以散的，也就是说散文对外在的语言组织及内在的逻辑思维要求并是很严格。
散文本身的这些特点，为余秋雨之“风”的盛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在其第一部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在这里，“回味”、“会心”和“放松”显然是内心种种的情感体验，并“希望”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这从他文章的标题也可看出点苗头，如《寂寞天柱山》、《夜雨诗意》、《这里真安静》等，而事实上其文章内容也确实充溢着强烈的情感之“风”。
《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第一段就写道：“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它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使整篇文章都笼罩在悲凉之“风”中。在随后的散文集《文明的碎片》、《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作品中，无不体现着余秋雨对“风”的情有独钟。
小说和杂文则与散文不同，他们对“骨”的要求更高，即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和严谨的语言组织和层次结构，尤其是杂文更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清晰严密的论证力量。
而韩寒正是以这两种文体为“道具”，充分展现了他那彻头彻尾的叛逆和正义之“骨”。他的“骨”不仅指其作品的犀利、深刻，更是他人格境界的标签。在其成名作《杯中窥人》的开端，他就表明：“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由此可见，他是要继承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但又坚持独立思考（“我有我的看法”）而不盲目从众，这正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所欠缺的人格之“骨”。
事实表明，韩寒除了人格之“骨”突出外，其作品对“骨”的追求也可见一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以幽默的笔调和讽刺手法，猛烈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发人深省。随后的《零下一度》、《毒》、《光荣日》等作品始终坚持这一风格，特别是杂文集《杂的文》更是嬉笑怒骂，辛辣讽刺，对各种民族劣根性大加挞伐。这种以批判精神为主，“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思想，正是韩寒作品的脊梁“骨”。
而余秋雨虽然也写了正直、崇高的人格（如《苏东坡突围》），但那只是别人的人格境界，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是或悲或喜的文化之“风”（甚至矫柔造作之“风”），而很少见到坚硬挺拔之“骨”。所以说，“风骨”在余韩二人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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