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说，赐金帛慰劳之。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喜欢在花园里面用弹弓打鸟，有一天突然有大臣说有急事禀报，赵匡胤赶忙放下弹弓听大臣奏事，结果发现没有一件是要紧的，大怒，问大臣为什么明明没有急事，却谎称有急事禀报。大臣回答，我觉得事情再不紧急，也比打鸟紧急。赵匡胤更生气了，用玉斧（宋太祖武将出身，喜欢随手拎一把玉斧）给了大臣一下，当场打掉了两颗牙。大臣一语不发，把打掉的牙拾起来放怀里。宋太祖大骂“你是打算出去告我吗？”大臣对答“我不可能告你的状，但是今天这事情自有史官会记下来。”赵匡胤连忙道歉，并赐东西慰问。
宋朝养士三百年，厚待读书人，宋太祖更是在死前立碑：厚待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若违此誓，天必殛之。新皇上登基前，便要去看看宋太祖留下的这块碑，以为警示。有宋一朝，对读书人的宽容，无论是后来那动不动就扒了裤子打屁股的明，还是大臣自称奴才的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追根溯源，读书人在宋朝之所以能挺得起腰杆，所依仗的，除了太祖遗训，便是那句“自当有史官书之”。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记历史的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左传》《国语》，到后来列入儒家五经的《春秋》，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便不缺史书。再到太史公，班固，范晔，陈寿四人所著的“前四史”，开创了两千多年连绵不绝直到上个世纪的《二十四史》。一个朝代可以没有宰相，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史官。
史官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是最容易，也是最困难的差事。
说作史官容易，因为他的工作无非就是记录事实，有什么事写什么事，不揣测，不偏向。说史官难做，是因为史官的秉笔直书，往往是逆龙鳞，犯龙颜的事情，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
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个小故事，春秋齐国，齐王无道，侮辱大臣崔抒之的妻子。崔抒带兵谋反杀了齐王，一时间大权在握。但他知道弑君这件事不光彩，于是拿来史官太史氏写的记录，竹简上写着五个字“崔抒弑其君”。崔抒命太史氏改记录。太史氏不从，被崔抒杀了。继任的史官是太史氏的弟弟，崔抒还是命其改记录，依然不从，步了自己哥哥的后尘。第三任史官是太史家的老三，依然不改记录，又被杀。到了第四任史官，已经是太史家的老四，他的三个哥哥都因为不改记录而被杀，然而，当修改记录的命令传来，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改”。此时的崔抒也终于杀的手软，知道杀下去不是办法，只好作罢。更令人震撼的是，此时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可能就是齐国南部某块封地的史官）捧着竹简走进来。原来他听说太史一门为了不改记录已连死三人，怕老四也被崔抒杀掉，更怕老四死后记录终被篡改。于是带着竹简只身赶来。如果太史家老四也被害，南史氏就打算自己填上去，“崔抒弑其君”这五个字说什么也不能改。万幸，老四还活着，所以南史氏就离开了。
为了五个字“崔抒弑其君”，三个人搭上了性命，还有两个不怕死的准备着随时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这值得吗？甚至崔抒完全可以杀光太史家满门，就像后来明成祖朱棣灭了方孝儒十族那样。又或者崔抒任用亲信直接把史书改了，这样子，哪怕太史氏再不畏死，再有一万个南史氏赶过来，“崔抒弑其君”照样不会被记录下来。那太史氏一门死了三个人，又有什么意义？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总想追寻一个意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做一件事情的意义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有用。可是史官用生命记录下历史，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的用处能有多大，人活百年，死后如灯灭。哪怕是齐国，数百年后不照样让秦国灭掉。从历史的长度去看，区区一句“崔抒弑其君”是否流传下来根本没有影响。
然而史官不是这样想的，记录历史是一种荣誉，那是中华文明中最古老的官职，与主持祭祀的官差不多。祭祀是为了和天地万物，世间苍生有一个交代；记录历史是为了对祖宗后世有一个交代。这一笔写下去，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这与这件史实具体是什么已无太大关系。所以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否则的话，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支撑起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
于是“崔抒弑其君”被五个人用生命写进了史书，而这件事情本身也被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进了《左传》，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子孙，告诉他们什么是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东西。从那之后，尽管这片土地屡遭战乱，数度危亡。可是这股精神却被保留了下来，直到南宋末年，异族入主中原，宋末丞相文天祥，被关在元大都的监牢里两年有余，他的国家亡了，他的皇上投了海，他的至亲，故旧，对手，甚至对手的最高领导人都过来劝他投降。只要他点一点头，马上脱离牢狱之灾，甚至立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他都没有答应。而他本有无数个理由去换：散尽家财，组织义军抵抗元军失败过；崖山边上眼看着大势已去，陆秀夫背着皇帝投海，他服毒自杀未遂过；在元大都关押两年，从好吃好招待，到阴暗潮湿的地牢都经历过。他就是降了忽必烈，后世也必然不会把他当做吴三桂，汪精卫那样看待，更何况，忽必烈本人就是不世出的一代英主。可是他都没有去换，他把答案写进了《正气歌》，其中有一段历数过往先贤，第一句，便是“在齐太史简”。如果再仔细去追溯，早在两年多之前，文丞相被押解着过零丁洋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留取丹心照汗青”。
遍观古代文明史，世界各地的文字，有写在莎草上的，有写在羊皮上的，唯有中华文明的字，是毛笔，写在竹简上的。我们用最软的笔，写出了最硬的字。 青史留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褒奖。而“上史书”，也是对一切时代统治者的最后制约。也正因如此，在某个特殊时期，会有二把手对着一把手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今天写的这本书，我没有办法写出它的名字，因为我知道结果一定会是404，甚至连我写的这篇微不足道的读书笔记也会404。可是，搜不到不代表这本书不存在，而写这本书的钱理群先生还好好地生活在国内。有很多事情，我在想某些人是否对于某些内容太过于敏感，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反而忽略了作者的初衷。回想起几年前拜读高华教授那本名满天下的，但同样是一本“不予显示”的著作时，高华教授在序言中深情写到，他对于革命年代的党始终充满着同情，这也是激励着他把那本著作写完的原因之一。那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无论有多么为尊者讳，却“自当有史官书之”。而史官所书的不仅仅是一些大人物，就像钱理群教授的这本书，不仅仅有领袖，有统帅，也有“单枪匹马，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马寅初，也有“取下自己的肋骨做火把”的顾准，更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也通过钱教授的这本书，在历史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叫杨伟名的农民，竟然可以依靠自学，提前二十年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价值规律的市场经济， 被学界称为“民间顾准”。而这个人的家，竟然距离我只有不到五十公里。
年岁渐长，再读一些史书时便少了一些年轻时的壮怀激烈，反而一度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觉得既然写出来又无法出版，意义何在？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当代史家其实与几千年前那位齐国太史氏没有什么区别，那股精神还在，还在一些只为了记录下应该记录的史实的人身上。有这股精神在，无论是什么样的压抑与黑暗，都要去相信“自当有史官书之”终会有人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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