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百无聊赖地翻看斯特林堡的《疯人辩护词》——一部自传性质的、控诉前妻“罪恶”的长篇纪实作品，比较欣赏斯特林堡那些天才的、来自灵感的精妙语言。忽然，手机嗡嗡起来。
“哪位？”
“我啊，听不出来了？”耳机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
“真听不出来，直接说吧！”我歉意道。
“仔细想想，还想不起来吗？”对方笑着逗我。
“呵呵，忘了。”我也冲着手机傻笑。
“我，瑞玲呀。”
“哦，现在听出来了。我们......多少年没见了？”我的感觉有点复杂，语调缺少变化，有点淡然。眼前浮现出一张圆圆的、甜甜的脸，眼睛弯弯的，小巧的鼻子下面的嘴也是弯弯的，给人一种总是在微笑的印象。
“20年啦！你忙不忙？见面聊聊吧。”期待的语气。
“好的。”我毫不犹豫道，“你定个时间，我没问题。”
瑞玲是我初中最后一年的同学，初三年级时转来我们班上。那时，我家距离学校很远，一路上全是郊区农民的菜田，每天一个人步行两个来回，没有同路的伙伴。瑞玲家在我们厂区右邻的村子里，她转来后，我上学终于有了同伴。她大我两岁，见人就笑，和总是板着一张脸的我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大家常看到这样一种场景：我只有她一个朋友，而所有的人都喜欢围绕在她身边，她和我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怜悯、一种恩赐。而事实上，我很少主动去找过她，我们单独相处时，性格随和的她一向按我的意思办，我说干什么、去哪儿玩儿，她从来不反对。
见面那天天气很晴朗，电话里约定了碰头时间与地点——怕各自变得让对方认不出来。谁知，我们都夸大了20年的跨度概念，尽管已经是儿童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了，她依然是那副弯弯的眉眼儿弯弯的嘴、笑眯眯的模样；身材和少女时也没多大变化；只是和20多年前比较，脸颊上多了两块明显的黄褐斑，令面部的洁净和青春光泽不再，那应该是常年值夜班的见证。见了我，她连着说了几个“好”，没有预想中激动的拥抱，我们的眼神飞快地对视了一瞬间，微笑，一时间似乎都有点手足无措。眼睛既不知道该看哪里好，又像有点不够用。
坐定后，她打量我片刻，又说“好”。我问她什么好，她笑了：“变化不大，就是好。”我点头赞同：她还是那种干练朴实的风格。原以为会有很多话要说，可回忆了那次暑假里的冒险——烈日下骑自行车一整天，结果导致皮肤脱落那件事后，气氛就清冷下来。我尽可能地让思绪回到十五岁那年，搜肠刮肚地追寻可供怀旧的资料。
还是她先打破了空气中的沉闷：“我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和后来的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再也没有过咱们在一起的那种随意随性，没有了那种有了想法就共同行动的热情与默契。”
是啊，是啊。你想的真透，就是那种感觉。我附和着，希望她继续说下去。她本来也不擅长抒情，话题迅速转到了她的工作，她讲了自己取得的成就以及现状，其中多次提到她丈夫的名字，听得出，她和丈夫感情很好，琴瑟和谐。对于我的工作情况，她之前大概已从别人那里了解了很多。于是，我觉得没必要多谈自己，看得出，她对谈论自己的工作更感兴趣，如果仅仅当一个听众就能让演讲者得到快乐，我很愿意聆听。期间，她接了几个工作电话，有下属请示问题的，但多是病人咨询药的用法用量，以及出现新症状不知如何应对的事。每次接通电话她都像变成了坐诊的大夫，似乎忘记了我这个二十年没见面的发小，曾经青梅竹马的闺蜜，专注而耐心地回复每个人的咨询。我却很不耐烦，心里不满道：把我这个朋友晾在一边，就不怕冷落了我？
她好容易挂了电话，看出从来不会掩饰情绪的我满脸不悦，忙找话题道：“当初你们都怕羞，只有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助产士这个专业，你知道为啥？”她等我回答。我忘了刚才被冷落的不满，目光急切地注视着她。她接着说：“七岁那年我经历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那件事当时就让我立志，一定要当一个可以从拯救生命的医生！”我点点头，示意她继续：“那时咱们只能报考中等专科学校，上不了医学院，为了当上医生，我没报考护师，虽然不知道助产士具体干什么，但猜也猜得到，一定和迎接新生命有关，我果断就报名了。”
“你小时候经历了什么？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我好奇地问。
“这件事我跟谁都没提起过。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正上着课就被大姐从教室里拉出来，直奔县医院。到了病房就看到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母亲哥哥姐姐弟弟都围着床大哭。还有几个穿白衣服的人围着父亲紧张地来回穿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正在用各种方法抢救父亲。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体壮如牛的父亲为啥突然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可因为父亲还有生命体征，所以没有一位大夫放弃抢救。一位伏在父亲身上听心音的白衣人突然问：身上怎么有农药味儿？是不是农药中毒？一旁啼哭的母亲立刻说：昨天菜地刚打了农药。白衣人立刻大声喊：快！准备注射！准备洗胃！快！一群白衣男女把父亲移到一张推床上推离了病房。我们一家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真是噩梦般的一段时间啊！我想：父亲的生死就掌握在那群白衣人手里，心里对他们顿时敬若天神！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发现父亲是农药中毒的白衣人飞跑过来，冲母亲道：“你丈夫脱离危险了，都快别哭了。”这句话对于我们全家人就像一纸大赦令，一句圣旨，简直就是天使的声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能活过来真是太好了，他是世界上最慈爱的父亲啊！他醒来后第一个就叫我的名字：玲，不怕，爸只是到阎王爷哪儿逛了一圈儿，又回来了。直到这时，我才哇地哭出声来，这是我到医院后第一次哭出来。”
“你们全家很感激那天参加抢救的医生护士吧？”我感慨地说。
“嗯，站在父亲床边，看着父亲重新变得慈祥的面孔，我心里对那群白衣人充满了敬仰和崇拜，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把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还给他们的亲人！”
我被她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了，久久无语。想：刚才她接电话时我对她的不满太不应该了。难怪她对每一个咨询的病人都那么有耐心，这得需要对自己的职业爱到何种程度才能做到啊！
我忽然发觉，自己和面前这个二十年未曾谋面的少年伙伴的距离那么近，似乎中间的二十年在我们相见的那一瞬间就消逝了，仿佛我们一直在一起，仍然是那两个骑着自行车，在中伏的毒日头下面并肩前行的少女——尽管她那么不情愿，还是在执拗的我的坚持下，陪我完成了那次冒险骑行。那次骑行让我们的脸、胳膊、小腿，所有没有衣服覆盖的地方全脱了一层厚厚的皮。也就是那次骑行，使我们成了真正无话不谈的闺蜜。
短信提示音打破了我们短暂的沉默。“医院有病人出现异常，我得过去处理。亲爱的，真是抱歉啊！咱们下周再约好吗？”她面含歉意地看着我。“赶紧去啊！”我催她，“下周请我吃桥头馄饨啊，谁叫你是主任呢？”
她依旧是那副弥勒佛般慈眉善目的笑模样：“好，好，欢迎你经常宰我骚扰我啊！”
望着这个学生时代的闺蜜匆匆离去的背影，忽然有一种感觉，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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