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知识分子和“公知”

前几日是我的生日，我买了几本书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

“理想国译丛”们

看书，我一直觉得是自己能负担的起的最廉价的奢侈享受之一，大抵是因为国内的出版物还是很便宜的，让我可以花一天的伙食钱就可以获得一周乃至于一整月闲暇时的享受。“廉价出版物”、“便捷的物流”和“中国菜”也是我所认识的好友最常提到的“国内生活的优点”中的前三名了。

理想国译丛

我买了四本书，有两本是“理想国译丛”系列中的作品，分别是《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战争、枪炮与选票》，另有一本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步》，最后一本是一本用于下学期日语学习的工具书。

“理想国译丛”是我很推荐的一套书了。每次京东的图书区有满减活动，我都第一时间去查看这套书是否打折，但每次都很失望，因为它从不打折。最近才第一次入手了其中的两本书。但我没想到，因为我的犹豫，竟然有几本书可能再也买不到了。经过我的确认，发现该套书中的《耳语者：斯大林的私人生活》和《档案：一部个人史》等多本图书已经无法在网上购买到了。当然了，这也可能是因为缺货了，但是我在深入了解后，发现是因为这几本书被禁售了。顿觉可惜。我不想谈论为什么这几本书会被禁售，我想谈谈这套书和它背后的人们，或者更确切的，它背后的知识分子和“公知”们。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这便是“理想国译丛”的主编名单。如果让我挑选现在中国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十名公知，这四个人中至少有三个会名列其中。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公知”这个词呢？在三十年前，他们可能会是大学生们的偶像，那时候学生们读诗，有热情，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大家自认为视野顿开，实际上仍旧思想懵懂的时代。在今天，他们的处境却截然相反，“公知”正日益成为了一个被污名化的名号。

可是，我们该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和“公知”两个词呢？后者本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可是为什么就成为了“带路党”的近义词呢？我不知道，可是我也不准备为他们张目叫冤，因为我不配，这样也不是他们所愿，何况我也实在说不上喜欢他们这个集体（如果他们真的可以被归类成一个“集体”的话）。

让我评价公知们，我也是不知道从何开始的，如果只谈“理想国译丛”的四位主编，我得说：

• 我蛮喜欢梁文道的，他很可爱，但我喜欢他是因为电视节目上的他，准确的来说，不是一个作为“严格知识分子”的他；

• 我也不讨厌刘瑜，她的书写的很好，《观念的水位》和《民主的细节》都写的很坦诚，而且保持着一种精明的克制和小心翼翼的勇敢，很适合爱读书但是不爱思考的人去读；

• 许知远，哦，他大概算是个**吧；

• 对于熊培云，他的文字我读的最少，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文字功底最为一般，而且深度有限，又缺乏克制，但是很有热情。当然了，个人觉得，比起写出有思想的文字，可能他更擅长骂人吧。

许知远们

我着重谈谈许知远吧，他前一段时间还上了一波热搜呢，从这点来说，他实在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纯粹知识分子”了。当然了，也怪俞飞鸿太美太优雅，又很智慧，也怪马东的嘴上功夫比许知远好太多了。许知远毫无疑问是自视清高的，他认为现在的很多公众人物都太俗了，主持人提问的时候一个名词前面怎么可以只加一个修饰词呢？但是，他不是精英吗？他的确是个精英知识分子呀。

许知远

人们喜欢许知远，可能是因为《艳遇图书馆》中，他那种很对文青口味的评书式的文学传达。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西蒙娜·波伏娃，这些文青常挂在嘴边的名字也是许知远谈话中的常客，他大谈特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和萨宾娜的“性友情”（sex friendship），情色的描写和昆德拉独有的精巧的文字技巧结合在一起，的确会让很多听众对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产生敬仰的感觉。毕竟，故事讲得好永远都是吸引人，不然罗振宇这种水平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在今天这么受热捧了。

可惜的是，许知远，或者说现在的“公知”们，不太会讲故事了，他们也不再高级了，但是他们还没有适应这样的处境。许知远一个人朗读米兰·昆德拉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和俞飞鸿的谈话中处处不得要旨，处理的无比沉闷，但对性暗示的部分却两眼放光，却显得他太低级和猥琐了。开头的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很奇妙的存在”，这种低级的搭讪套句实在让我尴尬到难受。

许知远评价自己：“对现在娱乐化的世界感到不满”。可是，这背后的公知们，他们究竟又是否甘愿不再被社会关注呢？显然不，不然他们也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了。所以，他们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自认为的“高级”，现在不被人们赏识了，现在有多少人还愿意听他们谈论以赛亚·柏林、赛义德和存在主义呢？但是，他们又不甘寂寞，他们喜欢被关注，但是这个时代下，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他们又不得不做一些“不高级”的事情。就像许知远，他简直是痴迷于俞飞鸿的美，但又为她可惜，可惜她在一些“庸俗”的通俗连续剧中出演角色。这简直是他一直强调的“身份焦虑”和“时代审美障碍”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说开来，对于一些现在的公知们，他们在社会秩序和政治话题上的发言权已经被前所未有地挤压了。熊培云那种写满一张A4纸的“自由与民主”就期望人们振臂高呼的文字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日益窘迫起来，或许连愿意听他们谈“严肃文学”、“身份焦虑”和“时代审美”的认真的听众都不多了。他们瞧不起《小丈夫》、喜欢看《喜福会》。他们可以洋洋得意地说自己蹲在街头看女大学生的短裙，故作潇洒，但是当一个成熟的女性看透了他们的小心思，给予“很有秩序感”的回应时，许知远们体现出来的局促又和“油滑老辣”四个字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铺开了看，公知们，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公知”们，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无比高级的“纯粹知识分子”，他们当然可以说的出来“这就是存在主义呀，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这样的话，毕竟这样的话看了几本书你我都能说的出来。

我批斗了“公知”这么久，可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成天批评“公知”们，并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批评他们，因为我们不再可以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声张了什么，那便是他们真正光荣的时刻了。我给很多人推荐过“理想国译丛”这套书，但是这套书中收录了大量弗朗西斯·福山的作品，而他的作品是我一贯所不喜欢的，我甚至认为如今很多中文出版商将他和亨廷顿相比是对亨廷顿的侮辱；就像我认为，把史景迁称为“北美汉学三杰”，和孔飞力乃至于费正清相提并论都是对后两者的贬损。但是，人们不应该因为看见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批评了一个思想者的作品就不再去看他，反而更应该抽空去看看他们的书，验证或者证伪我的评价，只不过当有人给予他们负面评价的时候，这样的“验证”在时间安排上的优先级可能会被降低而已。

类似的，当大家都在批评一些思潮和言论，特别是舆论机器都在引导这样的趋势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静一静，看一看他们说了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想当然地去振臂高呼，写出大字报后对他们踩上一万只脚，那么，我们和三十年前那些满腔热血，同样在听信了几乎一边倒的言论后振臂高呼的年轻人们又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思想，我们一无所有，这句话当然是错的，没有了思想，我们一样可以跟随，一样可以对别人造成伤害。在产生乌合之众的土壤中，不仅仅浸润着“狂热”，而且还有“冷漠”。

公知们和我们

现在，我发现有些书，已经买不到了，或许之后也不容易看到了。虽然，在看完那些书后，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破玩意呀，浪费我的时间”，因此感到遗憾，但是那种遗憾和现在我感到的遗憾完全不同，现在我感到的遗憾让我恐慌和担忧。

在许知远采访俞飞鸿和马东的节目播出后，有人diss许知远“和马东差了十个朱军”，但在我看来或许评价他“和马东差了十个窦文涛”比较合适，毕竟马东说话大家喜欢听，也是被允许说出来的；窦文涛说话也有人喜欢听，但不见得都可以说出来；至于许知远，他说的话还有多少人喜欢听已经很难说了，毕竟一个抨击“有些时代就是比较平庸”的色咪咪的“前现代知识分子”的受众可能也只剩下一些old money和文青了吧，而且他的话也不见得都可以说出来。当然了，公知们也是会变化的，茅于轼们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闭上了嘴，思想更加“务实”了，许知远们盘算着自己还可以说什么，然后挑一些“高级”的部分说出来；剩下的一些公知们，他们的名字我们都已经不能再提了。

我们当然应该有自信，毕竟有些公知们自己的逻辑链条都不闭合，就试图向我们传输思想，我们自然不应该被迷惑。但是，这种判断应该是完全基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我们也应该先听一听，再下判断。

写到这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因为要避开很多必须避开的话题，但受限于自己的文字功底，所以就写出了支离破碎的文字，让我觉得很不过瘾。就像我说“许知远是个**”，我可真的不是想说他是个“SB”。我更愿意说他是个“异类”，或者至少，他不是个足够精明的知识分子，更算不上是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在diss许知远的浪潮中，我看过一篇《许知远太精英，你们也配diss他》的文章，我很反感这种文章，当你评价一个作家、一个媒体人，你不去谈他写了什么，谈他作品的内涵，而去强调他的头衔，强调他是北大毕业，攀着他的语录去做一些破碎的申辨，实在是很没有说服力。但是，现在这种文章实在多到不行，而且也被很多人们喜欢，因为读懂它们不需要什么生活经验、知识储备和先导性的思考，也因为他们不传递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只传递不经过讨论的观点，对这种观点的粗暴传递，不但具有煽动性，而且也适合现代人在逼仄的时间空隙中吸收。

我们现在越来越浮躁；公众号文章超过2000字便觉得长的难以忍受；自己不去看书，而去听罗振宇这样的二道贩子打广告；各种经典著作的译本越来越薄；海子们不再被人提起；“有知者”们看了几篇别人的评价，读了几句文章的概述和前序就去知乎和豆瓣上指点江山了。但是，这样的时代或许也不是太坏，起码，在这样时代中长大的我肯定不像许知远们一样厌恶它。

当然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我没有经历过许多公知们成长起来的那个“自由热烈的时代”。可是，冷静下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当然需要“民主和自由”，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振臂高呼“德先生”和“费先生”呢？比起被许多意见领袖们指责为“冷漠”，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先琢磨一番。但是，当一个时代不再让我有去接触不同意见，去琢磨一番的机会，我就不知道除了“冷漠”和“盲从”，我还有什么样的第三种选择？

说了这么多，说了太多公知，说了太少的书，头重脚轻了。我还是推荐大家看看“理想国译丛”和“甲骨文丛书”一类需要静下来读的书，即使不读，买来收藏也不错，他们的装订都很好看。再不济，也可以用来做投资呀，我刚才发现，被禁售的那几本书在一些二手平台的价格应该是原价的3倍以上了。错过了比特币，可不要再错过新的时代契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