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其何罪之有，独以名太高！

问其何罪之有，独以名太高！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黄州，作为苏东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教会了他内敛和从容。当年毕露的锋芒和遍身才气，成了佞人荒言诞语直击的靶心，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言：“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作家余秋雨为我们展现了苏东坡的生命线。他高高在上，却又可亲、可爱;他被贬黄州，却又舍生忘己。我从中也明白了为什么文人那么衷爱于苏东坡，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吧。

    以嫉恨化为诋毁，挤眉弄眼的小人如蚁附膻；将豪情尽做孤独，才华横溢的大师如履薄冰。是诗文，是才华，将苏东坡逼上此路，“乌台诗案”，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耻辱。 一路惶恐，几载寂寞。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最终从监狱里走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来到这个荒凉的小镇，又以怎样的心情写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不是消极，颓然中的不作为，而是看清，看淡后的不强求，何等的无奈与悲戚。

    所有的苦难和挫折，都是修行的最好机遇。苏东坡于此了悟，而淡泊成了心灵的归途。从灭寂后再生，从灾祸中成熟，从而立到不惑，他的步伐愈发平稳，他的声音愈发铿锵。

    当然历史中东坡是独一再无二的，与他经历类似的大有人在。东坡为文，韩信为武。韩信被称为兵仙，东坡被称为苏仙，可这两位仙人却并没有享受到安生日子。韩信是一个非常著名大的军事家，几乎是所向无敌的一位将领，可最后功高盖主被诛杀，死相也非常之惨，被吕后装在麻袋里吊起来用竹刀刺死，全家也被杀光。

    关于东坡和韩信，遗憾太多，问其何罪，独以名太高。正如东坡所言——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时光的脚步渐渐地挪移，苏东坡带着惆怅消逝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接着是接二连三的泣声，留下的，只有他那充满忧愁与无奈的诗词，镶嵌在人们脑海的深处。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反思现代的社会，贪官仍然放纵，鱼肉百姓。嫉妒的浪潮也难以避免，才华出众者往往还是遭小人迫害，得不偿失，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社会，有些事不可避免，正如像苏东坡那样的人，在他那个社会乃至现在，总有些东西不能很好地掌握在手中，应学会适当鄙弃。正如高尔基所说：“社会，我们只能适应它。”换个角度来谈，那就得归结到个人人生历程中来了，如果我们是当时困在狱中生不如死的苏东坡，或是被贬黄州过着行尸走肉生活的苏东坡，会不会毅然地选择死亡?还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呢?如果我们是韩信，是选择屈服于嫉妒保全性命，还是不输于志气毅然赴死呢？

      问其何罪之有，独以名太高！不苟活于人世间，不臣服于世俗怨。

      非常感谢您愿意花时间来听我说这些不够深刻的认识，这是我在简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喜勿喷。你们好，我是诗卿，很高兴遇见你们。愿与君共勉，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