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意识里的孝道问题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正统皇帝的空缺与否和孝道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总会说中国人重视孝道，特别孝顺老人，而西方人是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今天中国人讲这种话或多或少会有一点亏心，所以有些人会惋惜孝道文化的凋零。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孝道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家庭导向的，而是社会导向的，一旦社会结构变了，自然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古代无论是皇帝发布诏书，还是大臣奏议朝政，总喜欢说“圣朝以孝道治天下”。这是一顶大帽子，把孝道奉为最高意识形态准绳，然后基于这个准绳，再讨论应该做怎样怎样的安排。所谓“以孝道治天下”，孝道当中最重要的行动并不是孝顺父母，而是要让天下有皇帝。
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很费解，但在古代世界，皇帝是天子，顾名思义，是天的儿子，所以应该孝顺上天。如果天下全是不合法的割据政权，那就意味着上天没了儿子，也就没有人来祭祀上天了，天就会“挨饿”了。所以，让上天得不到祭祀，这是最大的不孝。
我们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所谓“不孝有三”，一是家长干坏事，儿子不但不拦着，还在一旁曲意逢迎，二是家里贫穷、爹妈老迈，儿子却不出去工作挣钱，而比这两点更糟糕的就是第三点：不结婚生儿子，列祖列宗得不到香火的祭祀，都会挨饿。所以“无后”也叫“绝祀”，意思就是“对祖先的祭祀断绝了”。在宗法社会里边，贵族对孝道的最高追求不是孝顺父母，而是“世不绝祀”，也就是世世代代都有男性继承人来祭祀祖先。如果做到了，这就是所谓“死而不朽”，意思是说，虽然每一代继承人终究不免一死，但家族永存，香火不灭。
“死而不朽”的涵义后来发生了转变，变成“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这是上周讲《传习录》的时候讲过的。到底什么是“立”，我们会理解为“建立”，比如“立功”就是“建立功勋”，但古人有另外的理解，说“立”的意思应该是“不废绝”，比如尧舜，活着的时候功德无量，死了以后还能泽被万代，他们的“德”一直都没有废绝，这就是“立德”。
从“香火不灭”的角度上看，如果魏、蜀、吴都是割据政权，那就意味着“上无天子”，没人给上天烧香上供了，人心就会不安。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是要汉献帝把祭天的权利移交给自己。刘备称帝，有一个理由是说曹丕没有祭天的资格，只有自己作为汉室宗亲，有义务承担起让汉朝“世不绝祀”的重任，这既是对汉朝皇族最大的尽孝，也是对上天最大的尽孝。孙权倒没有直接否认刘备的祭天资格，只是自说自话，说汉朝和上天的关系已经中断了，但上天又必须被人祭祀，谁才有这个资格呢？既然上天给我降下这么多祥瑞，显然是把资格给我了，那我就义不容辞好了。
曹丕、刘备、孙权，三个人各说各话，但有资格对上天尽孝的人只能有一个。这个人到底是谁，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至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必须站在自己的本朝，也就是晋朝的角度，认可曹丕的资格，把刘备和孙权当成割据分子。为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既然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对孝道都有一致的理解，于是人心所向，天子只能有一个，正统也只能有一个，凡是并存的政权，一定有正有邪。所以我们会在历史上看到，即便是南宋和金国对峙的时候，连金国这种蛮族出身的政权也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因为谁拿到正统资格，谁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正义性。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看美国人打仗，打的是“韩战”、“越战”，中国人打仗，打的是“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称谓上的差别反映出来的就是文化背景上的差别。
——熊逸 43.3 | 《三国志》是不是正史？
生活中的预算
今天的课，我要帮你建立一个广义的“预算”观念。可以说，建立起一个好的“预算”观念，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一生。甚至，如果你能够把预算的观念变成家风，还可以影响你们家里的几代人。
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钱总是不够花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都大致接近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个时候在清华，每个月的必要生活支出20元人民币就足够了，但我的月收入至少比这个数字高一倍。那么，钱多是不是就一定花得好呢？不一定。由于我没有预算的概念，根本不知道钱是要计划着花的，所以，经常在家里寄钱来之前，把一个月的生活费花了个精光。甚至，我在读大学的前几年还要经常借债，事后回顾，很多钱实际上就是打了水漂，完全不见影。
所以，现在朋友的小孩出国，我常常建议他们要让孩子每个月对预算外的支出，额外报一下账。有些人，小孩出国，把几个月的钱一次就给了孩子。比较常见的，是办理一张主副卡，孩子拿着副卡，负责花钱，家长拿着主卡，负责还钱。孩子如果没有过格的支出，家长一般也不会太计较，至少不会算细账。但我通常建议，家长还是和孩子算算账，分清哪些是偶然的支出，哪些是必要的支出，让孩子知道，事情的管理、财务的管理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
特别是对于那些出国的富二代，我格外建议他们的家长要花点时间，两代人要经常一起算个账。有人对我说，宁老师，一共也没几个钱，有必要算得这么细吗？我说：不是因为你花不起这个钱，而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一个预算的概念。预算，和计划一样，是人生的一种基本能力。预算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人的生命在多数时间里处于一种说得清的稳定状态。这样，人才会有精力去对付那些少数的、突发的意外。一个人的行动边界才会大。
有助于家长们通过财务数字的变化，推断出孩子们的行动，进而看到数字背后的行为。我前面的课，提到“好的财务人员，是能够通过财务数字，看到一线市场的硝烟，听到战场炮火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对于那些期待将来孩子接班的富一代，让孩子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建立起预算能力，是属于“童子功”训练，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培养做计划与预算的能力都非常重要。
——宁向东《158讲：把预算观念变成家风》
科斯就事论事的治学作风
也正是由于科斯对真实世界的关注，使他不至于在学术上走极端，他一直就秉承着就事论事的治学作风。他虽然主张政府放松管制，但他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支持者。
他曾经清楚地表明，政府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说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政府的干预太多了。但他清醒地提醒读者，这只不过是由于学者专门挑选了那些政府管制过多的领域来研究的结果而已。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而不是非此即彼，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比如科斯在197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商品的市场与思想的市场》。今天在国内很多人喜欢沿用科斯的“思想市场”这个说法，他们可能望文生义地以为科斯说的是，思想也应该像商品那样百花齐放，不受约束。
但科斯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恰恰是说，既然咱们的商品市场是有诸多管制的，伪劣商品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那么思想也一样，对思想也应该有适当的管制，防止不良的思想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应该如何管制的问题。
——薛兆丰《第191讲丨罗纳德·科斯》
麻烦存在，需求就存在
我以前用的电饭煲，每次盛完饭，勺不知道放哪儿。放锅里吧，锅就盖不上了；放桌上吧，勺子就脏了。怎么办？你怎么办的？我是拿个小碗，把勺放在小碗里。
十几年来，我从没觉得这是个“麻烦”。直到最近，我买了一只新电饭煲。它的勺很特别，勺头和勺柄之间有个凸起，勺柄重一点，勺头轻一点，这样我往桌上一放，勺柄和凸起支撑了勺子，勺头就翘起来不会被弄脏了。也就是说，用了这个勺，我再也不用小碗了。
我突然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我每天都要多洗个碗，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啊。如果你以前也和我一样，那中国人每年要多洗多少个碗啊。
只要麻烦存在，需求就存在。只不过，你是不是有一双从麻烦背后，发现需求的眼睛。
——刘润《068｜麻烦：解决顾客没开口告诉你的困扰》
法国革命的任性和暴虐
反观法国革命，当时的状况是，夺得权力的新政权对贵族和教会大肆掠夺，柏克说这不过是在“重复原有专制主义的残暴”。新政权阿谀奉承人民，就像阿谀奉承君主一样恶劣。
法国人愚蠢地以为他们可以跟文明社会绝缘，一切都可以由他们重新开始，于是国民议会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全权议会”。它的法官是选举产生，必然受选民左右，这让公正的司法荡然无存。柏克说，公正的司法是“最讲规矩的仁慈”。
在军队，国民议会破坏了服从原则和等级制，赋予普通士兵以“人权”，民选军官跟新式法官一样，权威变得可疑，极有可能沦为谄媚者或煽动家。柏克预言，这种体制会导致“某个讨好民意的将军变成你们共和国的主子”。他像长了千里眼，已经看到了九年后拿破仑的登台亮相。
柏克承认，法国的旧制度的确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他说贵族制本来是“使短暂的尊敬得以化为永恒的制度”，但法国贵族既缺少自律，又把财富新贵拒之门外，阻断了精英流动的通道。不仅如此，贵族们还在客厅里的酒桌上拿启蒙思想家“放肆的哲学”当好玩当娱乐，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自掘坟墓。而法国的君主制也是个“无规格或规格很差的”制度，充斥着权力滥用。
但柏克提出的问题是，旧制度是不是真的无可救药，必须立刻推翻呢？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旧制度，用什么取代呢？难道这是在“为建立一座理论和实验的大厦扫清地盘？”
法国人颠覆了君主制，并没有获得自由，却给了人们自由很容易，“放开缰绳”就可以的印象。
柏克指出，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必须把“自由和限制这两种相反的因素调和到一起”，这需要深思熟虑，需要“一颗睿智、坚强而兼容并包的心灵”。但他从法国国民议会的领袖们身上看不到这些素质。他毫不讳言地指责他们没有智慧也缺少美德，不知节制和教养，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放荡的自由”。
表现在立法上，是任性、反复无常和前后不一，这“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坏上一千倍”。他痛斥法国人喜欢“堕落性的好走捷径和喜欢虚假的便利”，智力不够，“就用充裕的暴力来补充”。他说权力结构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必然会使罪恶层出不穷，这将造就新的专制政权。
面对这种局面，柏克表示，只有在法国人懂得将自由“怎样与政府结合在一起，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结合在一起”后，他才可能给法国送上他的祝贺，而不会对当时的大革命给予任何赞颂。
——刘苏里《058 | 冯克利第三讲：光荣革命与法国革命》
让恨流动
武志红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爱与恨”，今天是第三讲“ 让恨流动 ” 。
我先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位名为温格·朱利的美国婚姻问题专家，写了一本书，名叫《幸福婚姻法则》，书中总结说，好的婚姻，需要遵从“一大原则”、“三大定律”和“五大共识”：
一大原则：“好人原则”，在婚姻中，你要做一个好人，找一个好人。
三大定律：“太太定律”，太太永远是对的；“孩子定律”，孩子和丈夫永远是孩子；“家产定律”，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可有可无。
朱利还找到一对恩爱夫妻，102岁的丈夫兰迪斯和101岁的格温，他们的婚姻维持了78年，被知名媒体报道过。朱利想让他们为自己的书做代言，把书的提纲寄给他们，还特别讲了讲“一大原则”、“三大定律”和“五大共识”。
很快朱利收到了兰迪斯先生的回信，回信说：我把你的婚姻幸福提纲读给我太太后，她差点儿没笑死过去，她说如果提前两天收到你的提纲就好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和我的一顿争吵了，她有一句话想对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想法。”
这个故事你可能不熟悉，但最后这句话你肯定听过。我猜测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特别像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作者，编一些外国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一个道理。不过，也的确有这类的真实故事。我记得美国有一对夫妻，一直在宣讲幸福婚姻的秘诀，其中的要义就是“正能量”。这俩人在公众面前一直表现得很正能量，然而就在宣讲过程中，他们却离婚了。
作为还没结婚的作家，我也出过一本书，叫《为何爱会伤人》，一直很畅销，是我的书中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写得很用心。关于爱情，我计划写一个系列，这是第一本，写的是爱中的误区，第三本我想写如何活出真爱，至于第二本写什么，我原本不知道，但这两年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考，那就是如何在爱情中去表达真实的恨意。
这三本计划中的书，核心道理是一致的，就是必须真实。如果有爱，就真实去爱；如果有恨，就真实去恨。实际上，真爱也只能发生在两个真实的人的互动之间。
像英国精神分析大师温尼科特，他发明了一堆看起来很温暖的词汇，例如“足够好的妈妈”、“原始母爱灌注”、“抱持”等等，但他的传记作者却说，“温尼科特大部分的生命都在寻找、表达和使用他对他自身恨意的觉察。”
……
见诸行动
“见诸行动”的意思是当恨意等破坏性情绪产生时，就让它们在情绪层面表达，并学会用语言去好好沟通，而不要把它们真去变成伤害性行为，否则就是让恨意“见诸行动”了。
恨意一旦从情绪变成伤害性行为，就会对关系构成切实的伤害，意味着关系的容器出现了裂痕，当裂痕太大时，关系就可能会破裂。
同样的，你也没必要一再去承受别人过分的伤害行为。恨意只是恨意时，比较好处理，比较好容纳，而一旦变成伤害行为，性质就变了。在社会和法律层面也一样，伤害行为需要被制止、被惩罚，特别是应该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成年人。
——武志红《情感10 | 让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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