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民,老百姓,需不需要:知耻,且格。这是一个问题。老百姓需不需要‘知耻且格’,这是一个法家,与儒家的终极辩论点。道理,是一样地。法家与儒家地最本质区别,是在于:儒家偏厚,法家篇薄。厚,薄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一样的。民免,而无耻,可以迅速强国。我说的强国,是相对于行仁政的这种,看似温吞的选择而言。这种,“民免,而无耻”的强,类似于战国中后期的秦国,据说当时秦国的士兵,罢敌人的首级挂在腰上,攒够了一定的数量,既可以改变自身的阶层、阶级。(这种行为)实在無与伦比。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基本上放弃道德地行为方式,与选择,确实能在某种意义上带来空前盛况的假象。看似强,但从我的角度来说,则像“色厉而内荏,穿窬之盗也与”(摘自《论语·阳货17.12》)同时,《孟子》中,孟子也用类似的话,形容过相似的现象。《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同时,“男女授受不亲”(出自《孟子·离娄上》)也是《孟子》中,孟子所认可,和承认的。《孟子》中有很多极清,极高思想,被孟子叙述的比较明确。同时,我认为这也给后世的封建的繁文、缛节的订立,和发挥起到了背书,和推波助澜地作用了。道理是一样的。反之,《论语》倒是给了人很多自由思考,和独立思考、发挥的空间。这是《孟子》所比不了的。《孟子》的个人思想,过于强烈。《论语》很宽广。这是二者的必然性不同,也是二者的根本性区别了。道理是一样的。言而总之,儒家是看不起法家的。因为,真正的儒家,和‘用’之间,总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既像是‘道’,与‘术’一样。真正地修道者,是‘不屑于’谈:‘术’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孟子》中的孟子,“闲先圣之道,距杨墨”(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距杨墨”,杨,就是杨朱,墨是墨翟。以及,“君子远庖厨也。”(出自《孟子·梁惠王上》)这都是他说的。
为什么距杨墨,为什么远庖厨。因为儒家,我们是:中庸之道。不讲究用,也不讲究所谓地:無為。無為,就像杨朱那样,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出自《孟子·尽心上》)用,就像墨子那样,所谓:“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出自《淮南子·泰族训》)踵,即:脚后跟。还踵,也念:旋踵,旋踵,既转身的意思。死不旋踵,就是:绝不后退。绝不后退,这种精神,听起来很壮烈,但儒家也反对。道理是一样的。总之,我们除了自己的学术,基本上,谁也看不上。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儒家肯定是反对墨家的。儒家,好比天,墨家,就像地。
1.
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天与地之间的差别罢。道理是一样的。可是,墨家是救命,儒家是:救良知。在命,与良知之间,也不知道老百姓会怎么选。道理是一样的。
在命与良知之间,反正战国中、后期地诸侯国王,与老百姓们,基本上果断放弃了儒家。《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为什么归墨,为什么孔,孟周游列国,从“顶层建筑”上,欲游说诸侯国王们施仁政而效果平平,甚至無果。因为,無论是当时地诸侯国王,底层百姓,亦或者是今天地老百姓们,以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你这玩意儿,没用。没用,或者说:有没有用,便是儒家和法家,在上位者们脑海之中地权衡,利弊。有没有用,便是儒家,和墨家,在战国时期,老百姓,以及部分诸侯国王心中的权衡,和利弊了。道理是一样的。结果,儒家基本上在这两场竞争中,属于:完败。完败,即是:基本处于下风的意思。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良心,和命,情和理,光明,和黑暗,正義,和邪恶,这真的是一个:千古话题。道理是一样的。儒家,肯定是倡导光明的,孔孟也属于光明派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有些东西,有些时候,我们说了不算。就像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不错,挺好。理论上,是这样。当然是让老百姓们:“有耻且格”好。
2.
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出自《论语·学而1.9》)当然是越厚,越好,因为德厚,则气清。越清,越好......
但是,我们说的算吗。理想主义者。所以,如果你生在周朝初年,有周公的时代……那么恭喜你,你上天堂,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将来上天堂会越来越难。时代如此。故,我尽量守着这“没用”的东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出自《论语·子罕9.28》)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尽量罢。尽心。
----作者:李轻 庚子年 正月廿八 于自家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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