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着十年前一样，这是呼兰河，这也是生死场。
呼兰河这座小城里边，以前住着祖父，现在埋着祖父，童年欢乐，一生难有的安稳尽数埋于这座小城。
十年来，深恩尽负，死尽师友，一路颠沛流离，一生也仅有那六年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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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提及这个女子，后人所作传记数不胜数，大抵也分为三类：一是极致美化萧军对她的救赎，仿若天神拯救失足少女，二是为端木蕻良极力辩驳，澄清他曾遗弃萧红的事实，三是将她定义为著名的左翼作家，不遗余力批判其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可少有人认认真真的来看她本人，她一生也无非与自己与时代洪流抗争，苦苦挣扎只为寻求那渺茫的希望。
01
生于1911年，旧贵族的势力渐趋没落，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兴盛，维新变法的余热已然散去，五四运动的思潮暗流涌动，时局动荡不安，而生于乡绅地主家庭的她自小便受了诸多束缚，父亲张廷举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他新旧兼容善于变通内心却倾向于固守己见的维新思想，而自幼远离家族与祖父在一处相依为命的她乐于接受新生的事物，自是与父亲有了诸多矛盾，亦是一生苦难的开始。
父亲周旋于各种关系与势力之中以求得安稳自保，她仰慕五四运动的精神渴望自由与独立。
父亲希望她遵循三从四德学自四书五经，她接触西方思潮新的文学形势不可自拔。
父亲要求她应家族之约与人成婚，她渴望升学外出远游开拓眼界。
此间种种，难以调和，她终是逃避婚约离家出走，独自一人进入北师大附中学习，可家族断了经济支持，舆论排山倒海，远离故土漂泊的女子精神渐趋于崩溃，她终是失败了。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京强行将她带回了哈尔滨，而后被家族软禁于老宅之中长达半年之久，她曾企图趁“九一八”事变之乱出逃，可孤身一人无财无势，终是屈服于现实求助于汪恩甲，却再次被抛弃，二人久居旅馆，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抛弃了身怀六甲的她，她又再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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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她一生的爱恨情愁，大抵与三个男人有关，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却也是与自己身如浮萍般命运的抗争，身不由己，却也无可奈何。
也许她曾以为屈从于命运，可与汪恩甲安稳度过一生，却不曾想在怀有身孕的日子里被毫不留情的抛弃，许是自幼坚韧的性格未同其他弱女子般轻生，以自身才华写信求助于《国际协报》，也因此识得文人萧军。
二人一见如故，坠入爱河，对新生事物同样抱有好奇心，对时局利弊亦有见解相同之处，对文学艺术喜好尚能互通，在此期间，大抵是她最为惬意的一段时间。
战火不断，一路流离，二人却是不及不弃，相互扶持，虽见证友人在一次次战争与革命中被捕牺牲，却也愈加坚定以己之力投笔从戎的决心，而此间二人作品亦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革命之路尚且艰辛，文人之心绪亦有诸多矛盾，她曾迷茫彷徨写信于鲁迅先生，因而识得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为其指点迷津，她曾在革命活动中与艺术家丁玲会面，畅谈时局形势分析未来道路，因此识得志趣相投的知己。
经历越多，意见亦多，因而与萧军分歧日益增多，在一次去留问题之上，萧红欲与丁玲的服务团一同离开，而萧军却想留下同学校一同撤走，二人矛盾激化就此而决裂。
而萧红与先前识得的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便就此成婚，几乎所有的友人都极力反对她却一意孤行，终是未得善终，在战火之中端木蕻良又将怀有身孕的她独自丢下。
03
她生于六月一日，现如今是承载着诸多欢乐的节日，而她一生却难以享受片刻的欢乐。
或许与祖父在一起的童年时光，与鲁迅先生探讨文学的奥秘的书信，与萧军在一处时甜蜜的挑灯夜话，都是她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美好，而更多的却是飘零与抗争。
幼年，她与父亲抗争，争取一个女子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力。
少年，她与命做抗争，争取一个女子应有的幸福的爱情。
暮年，她与时代抗争，争取一个普通民众一个民族该有的尊严。
她写的第一部书《跋涉》一经出版便被日伪法西斯当局查获，她参与编辑《新女性周刊》鼓励女子争取自由权力却险遭逮捕，她与友人成立奴隶社在衣食不济时自费出版，她曾独自一人居于日本学习日文坚持写作却饱受日本刑事的各中骚扰，她曾为救援友人四处奔走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亦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呼吁民众抗日，竭尽所能，为国为民，呼号奔走。
在四处辗转的路途之中，她一直坚持创作，却不幸身染重病，不得不卧于病榻，受人冷眼，战争的全面爆发，亦是让她身陷囹圄。
从自己的家到医院，从医院到旅馆，从旅馆到友人家中，从国外的医院到国内的医院再到临时的治疗站，最终却是殒于误诊，就此香消玉殒。
她临终曾言“半身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太多不甘”，一生的飘泊逃亡，苦难、屈辱、悲愤、抗争，太多的遗憾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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