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句话说明了古代社会的局限性，反映了对女性的歧视。
还有有一种解释很美丽……
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里的“无”字，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一个动词，有“不显露”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指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不张扬，不外露，不在人面前显摆，把自己的姿态摆的很低，是一种谦卑的表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女人既有才华，又很谦卑，自己不认为自己有才华，这才是最大的德行。
最初，我也很喜欢这种解释。后来发现这种解释也是不对的。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得回答：是谁在什么时候，怎么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
清•徐璋所绘《陈继儒像》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及画家。
根据现有考据，这句话最早是出现在明末陈继儒所著的《安得长者言》一书中。这句很可能不是陈继儒原创，因为该书是一部格言语录集，记录了陈继儒游学时，从各地“长者”那里汲取的人生的经验。
那“长者”为何要这么说呢？书中倒是有些答案，首先，“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上半句相配，为“男子有德便是才”；然后，陈继儒还对此句作了注解：“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
也就是说，“长者”（应该也包括陈继儒）认为，女子识字读书的坏处在于被曲本小说“挑动邪心”，“做出丑事”。考虑他说出这句话的时代，很容易理解所谓的“丑事”是什么意思。
儒家一直有“德本位”的文化传统，男女皆以德为重。传统女子教育，以“女德”为首，明朝亦然。在朝廷的宣教中，对妇女德行、修身的规范，往往放在首位。明永乐年间，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其中《德性》篇写道：“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
仁孝文皇后徐氏所做《内训》
但明朝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极大冲击了传统礼教。此时，人们对“女才”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崇尚才华，男子则欣赏有才华的女子。明朝文学家叶绍袁在《午梦堂集·序》中写道：“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更是把德、才、色三者并列，称为女子的三不朽。
在此风气下，“才女文化”开始出现，尤以江南地区最盛，这突出表现在明末清初文人与秦淮名妓的交往中。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就提到：“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当时，文人与名妓的交游被传为风流佳话，如“复辟社四君子”中冒辟疆与董小宛、陈贞慧与李贞丽、侯方域与李香君的事迹就被人津津乐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文人之所以和名妓来往，主要是出于对名妓之才的欣赏。如马湘兰，其“姿首如常人”却以“擅画兰”而才名远著，名士王稚登七十岁时还与已“年五十七矣”的马湘兰“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
明《千秋绝艳图》局部
然而，既然“才女”常以名妓为代表，就免不了让一些人——如“长者”把文才和青楼淫风联系在一起，说写作诗词的妓女是“淫词丽”，败坏德性。再加上才子佳人小说对女子才情的尊崇，引发现实中才女不循礼法、才子风流多情的故事频频发生，也让人们认为，痴迷文才、抒发性情多会邪淫不贞、灭理乱伦。
在德才相防的情况下，舍才而取德就是这些人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可以这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在“女才”发展挑战了儒家“德本位”传统之后激起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不仅反“女才”，也反“男才”。“男子有德便是才”，言外之意就是，男子再有才华，德性丧失，也算不得真才。
但“长者”一席话虽然流传较广，却代表不了明清社会的主流舆论。
一方面，推崇才女的人肯定不会被这么两句话便扭转观念。如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就批评这一说法对女性才情的压抑，主张尊重女性的文才。他认为，“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他还广收女弟子，教授诗文。乾隆年间“南至闽粤，北极燕鲁”，“一时红粉俱拜门墙”，弟子最多达四十余人，作品编为《随园女弟子诗选》。在他影响下，古代女性文学得以在清朝到达顶峰。
《随园女弟子诗选》
另一方面，正统儒家也不愿意认同这句话，在他们看来，这句话虽然鄙夷了“才女”，但未免把话说得太死，还是要强调德才相济的重要性，予以导正，恢复正统女教才好。
例如：史学大家章学诚就举出孔子最为推崇的周礼中关于妇学的记载，从考证儒教正统出发，证明“无才”主张并非圣贤本意。他认为妇女四德和正统的诗才都是古典妇学的正宗，“必由礼通诗”，而相比之下，“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在他看来，女性可以有文才，但前提是要研习女教，遵守妇德，以德驭才。
从家训的演变可以看到，如果说明清之前，较少有反对女子读书识字的主张，但明清时期反对女子学习文化的习俗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以至于明代的官吏吕坤在其女教读物《闺范》中写道：“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盖防微杜渐之意。’’归有园《塵谈》甚至武断地认为“妇人识字 多诲淫”。清人郑观应在评论当时社会风尚时也说：朝野上下拘于“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多不让女子就学。
在明代流传很广的女训中，有一部是《女范捷录》。 《女范捷录》是家教严正的王刘氏所著，后被收录到《女四书》当中。其中也有对女子才、德问题的阐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者王刘氏认为女子未必不如男子。在《智慧篇》中，王刘氏指出：“治安大道，固在丈夫；有智妇人，胜于男子。”家有智慧之妇，可以匡救丈夫、子女之过失，应付仓促之 变。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一口气列举了二十位古代有识女子“保家国而助夫子”的故事。
二是她对“才”与“德”关系的辩证认识。她鲜明地提出：“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何以见得呢？她说，“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 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就是说“才”是“德”之用，要辨别有德之才与无德之才，就看 “才”是用在正道上，还是用在邪路上。所以无德不可以达才，无才不可以成德。接着她又提出了对“才”的应用问题，“故经济之才，妇言犹可用，而邪僻之艺，男子亦非宜”。若其言语能匡夫正家，虽是妇人，也是经世济民之才；若是邪淫之词，就是男子也应该痛戒的。她反问主张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那些违背道德的“妒妇淫女”、‘悍妻泼媪”， 难道都是有才的女子吗？因而王刘氏主张，如果女子知书识字、达理通经、才德兼备，岂不是两全之美？当然她强调女子的“德”，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长者”对“才”的定义有点偏颇，对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并没有被主流所认同。
至于这句话脱颖而出，与“裹脚”、及歪曲了的“三从四德”一并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标签，则是五四以来被不断强调的结果。
以“压迫—解放”为核心的革命式五四思想，非常需要树立传统社会压抑女性的典型，在剥离上下文及时代背景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无疑是个完美的“敌人”。所以这句话被宣扬的人尽皆知了，直到现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历史顶峰。
当初那位讲出这句话的“长者”，自己可以预料吗？如果能够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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