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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堂皇的演说和背后的流言蜚语

冠冕堂皇的演说和背后的流言蜚语

作者: Andylee | 来源:发表于2018-04-19 13:28 被阅读88次

    阅读历史著述最难得的水准是保持一贯的心平气和。当一段历史记录将过多的形容词与情绪用语剔除干净之后,文字记录所讲述的事件和史实多少都会被读者放置在个人经验中加以扩展,个人生活经验与历史经验相互重叠的部分是最容易让人唏嘘的地方。而此时也是读者要万分小心的地方。情绪化的阅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有可能让历史再重演一遍。这一点就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讲述的“后人复哀之”的情形是一样的。

    如果想要避免此种情绪化阅读的产生,多维度的阅读和多资料的阅读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同一段历史的复杂性。并让自己的阅读逐渐冷却下来。再次在历史中看到人之为人的不容易。在历史上,人们一直担心阅读有害是有其原因的。阅读的确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活动:在读书的过程中,人们的想象力被激发,情绪会波动,这使得人们产生了存在主义危机。对于许多人来讲,踏上未知旅程的兴奋感才是让他们捧起书本的主要原因。

    按照上述的思路探源作者的初衷,也应该是类似的。对于一段人生旅程的总结性陈述,作者往往已经过滤掉兴奋,而会着重于思考与悲悯。这一点在伯希和所作的《北京日记》中也可以看到。

    对于中国近代史中最为激烈的庚子年(1900年),给予中国读者的感受往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这一段历史中所包含的屈辱、荒诞和不幸是中国读者在阅读此一类历史时伴随的背景声。我们对于庚子年间的历史,更多的基于中文叙述中的历史,而缺少其他语境对于同一段历史的描述。伯希和的《北京日记》作为个人记述的样本,的确弥补了这一个空缺。也可以这样说,在《北京日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位现场当事人是如何度过那艰难的55天的。

    同样,阅读伯希和的《北京日记》也需要我们放下成见,尊重历史本原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北京日记》中记述的内容多数属于潦草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彼时的北京城中,伯希和也同样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活下来。这本日记更像是一个人在走向未知旅程时的惶恐不安。从这个角度看,《北京日记》具备相当多的个人体验。在剧烈多变的世纪交汇之处,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伯希和在《北京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求存的意识,可能也是其个人在东方探险历程中获得成就的基础。

    对于这本《北京日记》而言,周振鹤先生所作的序文可能是最值得阅读的内容之一。对于历史及历史资料我们应该报以怎样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学习深度。而在《北京日记》中注释部分,仔细阅读起来,许多人将从一个名字开始,在沉睡的历史中再次活跃起来。例如“北京的莫理循”。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观看历史时务必要保持多种角度的观察,也只能通过这样的观测,我们才能得知历史经验教训中所承载的痛苦。

    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

    ——周振鹤  《北京日记》序言节选

    在阅读《北京日记》中我留意了一下当事驻守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所使用的武器。伯希和在笔记中也对此有简单的描述,其中有两款武器名称的出现则解决了我的一些疑问,这两种武器就是机关枪和卡宾枪。我想伯希和提到的机关枪有可能是加特林机关枪或是马克沁机关枪。我们可能还误以为1900年是黑火药的时代,可惜真实的现场不是那样的。东交民巷坚守55天所依赖的不仅仅是保命的本能,更多的还是依赖“利器”。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著述。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章节:庚子与辛丑。对于中国的近代史而言,庚子与辛丑年,一个是前因发端,一个是后果呈现。也正是庚子年间事,是清廷倾覆的开始。自庚子年(1900年)之后,清廷所有的努力都已经由主动彻底转化为被动了。处于这个东方帝国之外的外部世界也终于从一次尝试中明确的得知这个帝国的虚张声势和虚弱不堪。也自此之后,外部世界对于这个东方帝国的探访也省去了“叩门”这个环节。

    陈旭麓先生在“庚子与辛丑”一节中,在平静的语气下面,是长久的思索与痛定思痛之后的坚韧。很可惜,这种看待历史的态度在后来许多描述同一段历史的文字中相当鲜见。相反,“怨妇”式的咒怨倒是遍地都是。

    陈旭麓先生的此种治史的态度,在清人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亦有体现。在这些私人笔记或是口述历史资料中,我们也才得知李中堂大人在朝廷之上慷概称词“民气可用”之时不过是自保之术而已,而在私底下哀叹“多年练兵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才是最真实的想法。这种面上逞强和私下惶恐的心态,在伯希和的《北京日记》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

    在清帝国的门内与门外,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其实都在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向外张望,一个向内窥探。不论哪一个都在揣测自己到底会遭遇什么?也是通过伯希和的《北京日记》,我们得知了向内窥探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迈过大门,直接登堂入室的过程。

    在面对一个多维的世界时,阅读可能是最方便的一种理解方式。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愤怒不会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世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悲怨而停滞不前。外部的世界不会刻意等待任何一个原地不动的人,相反我们应该知道外部的世界的存在,并愿意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部世界的扑面而来。我想,这或许就是庚子年间之事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

    在《西学东渐记》中曾有这样一句话:“一百多年前,容闳坐船花了106天才到美国,现在十几个小时就能到。但是,我们能说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就一定能比容闳吗?”这句话,在阅读伯希和《北京日记》之前提前读到,或许伯希和的私人笔记才能真正被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打开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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