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夫子自叙所学之进，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学至能立，宁复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谓理之是非晓然在人心者也，学术之是非，疑似其端极微而不可辩，吾皆原其见之所由来，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无俟乎比拟校量，信非圣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释氏，莫不曰异端异端，及考其故，则弃伦理遗事物二者其大也。夫圣人立中国生民之命，设名教以绝祸乱之源，莫大于明物而察伦，而释氏顾遗弃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奔驰，岂俟圣人而后见哉！不必圣人而后见，则是二者，决非端绪所在，审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见其蕚也，于种辩矣，如使桃种而李蕚，人孰不以为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尝异，其少异者，乃其假权显真承传之流弊，非实然也。而善于融会，又阴用其所长，若以为兼收而不害者，盖乐其简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虽依托名教，而内实决裂以从己，问其所传，则曰吾圣人之学固如是，盖高明之士之所喜趋，而前所指异端云者，不过习其尝谈，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圣人不以为病，而不为生死之所拘，故能与世同其好恶。而为佛之说者，首欲脱之，惟其首欲脱之，不见所谓生与死也，纵横善变，不可穷诘，若超无始而暏鸿蒙。为吾儒者，习而不察，既不能远窥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骤闻其妙，又往往易于受变而助之主，有非区区议论所遽能胜，然则释氏端绪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盖必有见于千里之谬始于毫厘，夫是之谓异端，然历千有余年以来，止以弃伦理遗事物为释之谬，而毫厘之间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圣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独觉其进也。
夫子尝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贤不肖之过不及者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谓其不明不行，可也，比其等于贤智之过，不已甚乎已？而曰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而不及贤智，又何与卑近而恶高明也？岂所谓百姓日用者，即所谓道，而索隐行怪，固其所必弗为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间，而常若未能，固未尝远人为之也。夫惟尝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尽其有余，行不敢不勉其不足，盖其视己，果无以甚异于愚与不肖，其相异者特学与不学焉耳。释氏则不然，彼其下陋尘世，名为五浊，而赞自性本觉，圆融浄妙，至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独尊。夫独尊其身，而浊视尘世，又何有于愚不肖哉！愚不肖者，无论矣，彼视圣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圣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因其材也，彼则有一众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圣人之与人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欲其称也，彼则无有寃亲，恩仇平等，又何大乎！圣人之急人也，由己溺之，由己饥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则割截支体，行于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者，圣人岂谓弗能哉！道不远人，人情大远，即不敢矫强为之先，而易知易从，夫人皆可学而至，是乃所谓中庸也。譬之于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虚善覆，而不能持载，亦何以成容保之功，圣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该，圣人之天也。彼释氏者达上而不根于下，周远而不详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轻为难能而不切日用，极其阐扬之妙，不可以知能求，不可以思议尽，不可以修证得，不可以权贵显，非大智慧大神力，则秘而不传，何太高也！惟其太高，故卒不可以语圣人不敢之心，惟无是心，夫然后张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业祗畏之真，一无所动。揆之中庸，非过欤！卿云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资生，资生之常，固无逾于风雨也；玉髓赤芝，非不异也，而不可以疗饥，疗饥之常，固无逾于五谷也。数月而无风雨，则灾数日，而无五谷，则馁数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耀，人不为病。是故隆古之治奇衺必斥，圣人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释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为大公，佛为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谓其不能同人而处己，诚太高也。又曰：佛氏无实，夫无实者，非谓言之伪诞也，谓其过高不益于实用也。夫卑近之失易指，高明之病难攻，自非圣人，孰知贤智之为过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鲜能，索隐行怪必有述于后世而莫与择者，谓其弥近乱真，似是而非故也。
记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夫天竺之国，处中国之西，得金气之专者也，其民刚梗暴烈，徤鬬喜杀，淫湎贪盗，而无纪度，然重信好洁，嗜音乐而少机智，此可以计诱，不可以力挟也。故释氏多方设科调伏之，于是为之慈忍以消其忿，为之澹素以坚其性，为之戒律以摄其欲，为之果报轮回之说以恐怖其愚，为之苦空寂乐上乘之门以安其上智，为之髠缁游戏以和其俗，为之偈咒赞呗以畅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阴以为利，使之聼顺而不疑，故列子谓之西方之圣人，盖谓其不以刑宪法制，而人自不乱，甚异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东西之必不可易，犹南北之不相谋也。夫南北之极，或祝髪而裸，或鞨巾而裘，辄沭之食子，仪渠之焚亲，其得之若素习，其从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国，情变百出，谗説殄行寇攘奸宄，自尧舜之世，已不能恭嘿无为而化，乃欲诵习西方之教，比于圣道，以行于伦理事物之间，不亦谬乎！岂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内，父祖子孙所遇之时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强者，三皇之于后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国之始道也，譬之父母，于乳哺也，诃禁提撕，一无所用。何则？彼其知识固未开也。老庄之学，实远宗之，杨氏出于老，而墨氏近于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异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后世，不至于荡而无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则然，守三皇之治不知变者为之也。虽然学吾儒者，亦有异端否乎？其或近于杨墨释老，抑亦杨墨释老，固有耻而不为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杨墨释老之独非？虽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儒者之学，固治中国之绳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言绳墨诚审，又其所已试也。呜呼！彼于夷尹犹有辨矣，况又出于异端，且非中国之人，其不见斥于孟氏者几希！斥于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呜呼！此学术是非所以必俟圣人而后不惑也。
——明代·罗洪先《异端论》
罗念庵所论，颇合我意，我亦多以此辨异端，辨儒释。明儒有如念庵如此辨异端者鲜矣。王阳明后学，罗念庵最可观。
黄宗羲《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江右学派较为稳健中正，不似泰州猖狂，王船山批判王学，主要批的是泰州学派，未及江右。念庵与龙溪多有论辩，救阳明后学之弊。龙溪之学，颇杂佛说，称欲范围三教，而后学多流为猖狂，入狂禅，以累阳明。明末清初学者以此批判阳明，诋阳明为禅。念庵则继承程朱以来儒释之辨，作《异端论》专辨儒释，未若龙溪心斋之流为玄虚而荡也。
念庵《答龙溪书》曰：因兄云云，触弟微意，弟有怀欲久矣，言之恐执事不察。倘至传播，使弟反为诸公所弃，不言则又恐将来之虑念于愚者之口，非弟所以爱敬之心。忆往年富阳江上，曾有所请，兄辄首肯，而绪山兄似不听纳，语曰：朋友数，斯疏矣。此弟所以迟徊不敢也。书言教学相长，易言学聚问辨，洙泗之间，患难相从，离群索居，子夏悔过，弟赖诸公，初有知识，居今之世，孤陋独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见友人，则皇皇不自宁，有以诸公片言至，即倒履走奉，诚虑岁月逝矣，毛发变矣，精力疲矣，来者几何归宿，安在使罔罔以生，即不若早夭，犹为人怜惜也。又况近者径路稍分，愧悔益重，苟加黾勉，亦若可前，而切磋不至负此一生，其又奚忍故去秋失约，今秋阻行，皆属无可奈何，初非有所先入。弟于传闻，有一二事，则又顿足扼腕长吁而隠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议腾满，豹谷之黜借以指瑕泾县之聚，郡守持以短县令，县令几致削迹，其他琐琐，姑不条叙。诸公诚为已矣，何地不可托宿，必欲近城市，劳官府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问之必曰：吾能破除毁誉，不为曲谨小廉之学。然絶不闻能破除醲酽，而求动心忍性之资，何也？诚为人矣，悯来学之溺，续继往之业，而又力犯人言，强顔以进，使吾身蹈可疑之迹，而望豪杰之不我疑，犹群饮而禁人饮酒也，其亦难矣。且未及有益于人，而先为人所病，使人怀疑，而强以为诚心，果未见顔色而言乎？抑别有意乎？若曰：我将委曲诱引，不复与较，今感动而入之者，谁乎？人心至神，防不可掩，稍有私曲，人皆见之，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明日遂行，在陈絶粮，避色避言，孔子不废。诸公专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独不见此，何也？今风俗披靡，贿赂公行，防耻道丧，交际过情，所赖数公，树立风教，隠然潜夺其气，庶几不言而信，豪杰嗣兴，犹恐习染锢蔽，未易移改，况助澜扬波，令彼得为口实，果有万物一体之心，宜有大不忍者矣。好名苦节，欺诳耳目以为身利，此诚不可入于尧舜之道。若冐取善之名，借开来之说，以责后车传食之报，不知于此辈同条例否？兄之入手，洁浄清虚，日用应酬凝然着里，弟每得之言外，何敢忽略，而乃以此言相闻，何啻献荼堇于易牙之庖，但恐理易障心，遂至以身妨道，为师门之累不细也。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以二子较之，笃信者宜近矣，然庄周恣肆出于子方，而独得其宗，乃属质鲁战兢之人，故善学其师者师其心，不师其迹，又况未必皆其迹也。阳明师有言曰：求之于此心而是也，虽其不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非也。今天下之人莫不以前数事为非，则是疑子夏于夫子者，不止西河之人矣。然未闻有子夏者投杖而拜，是知流待将来而止于恣肆，其亦可惧也。阳明师丧矣，任其责者诸公耳，舍诸公不言，吾道无望矣。弟于诸公不啻骨肉，望之厚爱之深，故言之尽，兄宜察之，弟将以今岁徽宁之行卜之也。
传播阳明学者龙溪，而后累阳明者亦龙溪。
《答郭平川》又曰：
阳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爱敬、平旦好恶三言为证，入井怵惕，盖指乍见之时未动纳交要誉恶声，而言孩提爱敬，盖指不学不虑，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恶，盖指日夜所息，梏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未有发者存，故谓之良。朱子以为良者，自然之谓是也。然以其一端之发见，而未能即复其本体，故言怵惕矣，必以扩充继之言好恶矣，必以长养继之言爱敬矣，必以达之天下继之，孟子之意可见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为足，而以致知为工，试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将即怵惕之，已发者，充之乎？将求之乍见之真乎？无亦不动于纳交要誉恶声之私己乎？其言养也，将即好恶之已发者养之乎？将求之平旦之气乎，无亦不梏于旦昼所为矣乎？其言达也，将即爱敬之已发者达之乎？将不失孩提之心乎？无亦不涉于思虑矫强矣乎？终日之间不动于思，不梏于为不涉于思虑矫强以是为致知之功则其意，乌有不诚？而亦乌用以立诚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于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养其端，而惟任其所以发，遂以见存之知为事物之则，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为知觉之体，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认欲以为理，物我倒置，故常牵己以逐物。来教所谓平时不能专一翕聚，纵一时有见，安能常得烱烱，又况自私用智之心胜，往往欺其所不可欺，盖已得之。窃意阳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远也。夫食实而不溉其根，饮流而不濬其源，世以为无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为极，则以一觉之顷为实际，不已过于卤莽乎！审如是，则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赘之以致？审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燃泉达之势矣，何必赘之以充？凡好恶者皆有出入无时之妙矣，何必赘之以养？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义之君子矣，何必赘之以达？此殊有所未解也。
不满于王门左派以良知为具足，空谈本体，而不讲工夫也。孙奇逢《理学宗传》并列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二程、朱子、陆象山，薛文清、王阳明、罗念庵、顾泾阳为十一子，诚有见也。罗念庵之《异端论》文理并茂，特分享之。
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守约，或曰子夏之学流为庄周之放，曾子之学传至孟子，而使孔子之道著，曾子之学中正而流弊小。子夏之学，一流为庄氏之荡，二流为章句之腐。龙溪推尊笃信阳明，念庵则守约者也，龙溪之学流为玄虚而肆，而弊多。
然则笃信圣人亦有过乎？夫圣人之言，因人立教，有时因时有为而发，执之则弊矣。学贵自得，自得则居之安，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虽非出于圣人，圣人未之言，而与圣人若合符节，孟子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如此自信，诚自得也。此曾孟所以继承发扬孔子之道也，而子夏不与焉。笃信圣人，固善，就有道而正，可谓好学者也。然徒信圣人，而无自得之意，则恃圣人之言为教，未有不固者也；信圣人，而未必契圣人之心，执圣人之一言，而非圣人之意，执之而弊生，亦累圣人矣。孟子尊圣人，而非依仿圣人，为自得之学，多扩前圣所未发，如知言养气，性善夜气存心之说，而益圣人之教，是圣人之功臣也，善学圣人者也。禅有言曰：“似我者死。”君子有取焉。子夏之居西河，人以为夫子，曾子责之，而其学之流弊至于如此，笃信圣人有余，自得不足也。所谓肖子，非随父之亦步亦趋也。人各有性，人之言行，非可学习依仿也，所可学者，其道也。肖子者，承其父之志业精神，非效其言语行仪也。徒之于师，后人之于先圣先贤亦然，师其意，不师其辞，承其道，非承其容。似我者死，人各有性，各有所长，安能弃己之性而随人，舍己之长而从人？一味依仿圣贤言行举止，诚似圣贤矣，而执之则固，似之而非，如戏子模仿帝王威仪，岂即谓帝王哉！可仿者其形也，不可仿者其神也。观乎念庵之规谏龙溪，真龙溪之诤友也。
念庵所谓高明之失，乃偏之高也，如爬于峭峰，高而险；夫圣学之高明，正之高也，如飞于苍天，高而安。异端之高者入于狂，狂则骄慢无忌而坏礼法；卑者流于刻，刻则残忍无恤而贼仁义。其失盖不越此两端。圣学高明从厚，则无此两失。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