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创立【上】

          逻辑学的创立【上】

亚里士多德最为出众的一点是他在几乎没有前人基础的前提下，完全凭借自己的敏锐思考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一-逻辑学。

勒南说，“任何头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希腊式教育，便是缺乏素养”。

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提供有效方法测试和修正思维之前，希腊学界自身也是一片混乱和欠缺教养。

甚至柏拉图(如果一个爱他的人也敢这样认为的话)也是个不受拘束、不守常规之人:他过度地陷于神话的谜团之中，让美过多地遮盖了事实的真相。

亚里士多德也正如我们所见，多次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然而，他是他自己那个过去时代的产物，而非他所要缔造的将来时代的产物。

希腊政治和经济的衰退使得希腊式思想和人格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式微，然而当一千年的野蛮黑暗时期过去，一个新的种族重拾猜想的愉悦和能力时，正是波伊提乌(470-525)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成为塑造中世纪思想的模具，成为经院哲学严格意义上的鼻祖。

尽管经院哲学被束缚其身的各种教条折腾得无所作为，但还是训练和教会了成熟的欧洲人如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谨慎的表达。《工具论》建构了现代科学的术语体系，并为思想的成熟打下了基础，正是这种日渐成熟的思想日后超越并摒弃了那套生它养它的体系和方法。

简单地说，逻辑学指的是正确思考的方法和艺术。

它是各门科学、各门学科和各项艺术的内涵或方法，就连音乐中也蕴含着逻辑。

它是一门科学，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逻辑可以简化为物理学或几何学定律，教授给任何人;它又是一门艺术，通过训练，它指引思想最终形成下意识的、即刻的精确度，仿佛指挥钢琴家的手指在键盘上毫不费力地弹奏出优美的乐章一般。

没有比逻辑学更枯燥乏味的了，可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

这门新科学的诞生其实在苏格拉底发疯似的坚持定义、柏拉图不间断地推敲概念时已经初露端倪。

亚里士多德的短篇论述《定义》就说明了他是如何从这些源泉中得到启发的。

伏尔泰曾说过:“如果你想要与我交谈，那么请先给你的用语下个定义。”

如果争论者都能做到先对自己的用语下定义，那么会有多少场冗长的辩论能被压缩成短小的篇章啊!这就是逻辑学的本质、它的灵魂:严肃讨论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应当经过最严谨的斟酌和定义。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也是对思维的极大挑战;但是一旦成功,无论做什么事都将事半功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件事物或一个词语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每个合格的定义都包含两个部分，即两条腿走路:首先它将被定义之物划归至某一群类，这个群类具备的一般特征也正为该物所具有一——譬如，人首先是一种动物:其次它指出该物不同于该群类中其他物体的特点--——譬如，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里，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与其他动物不同，他是理性的(这是一个美妙传说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将一件事物投入其同类的海洋，然后又将其一把拉出，浸透着属类的意义、闪耀着明显的种群特征;同时，由于和与它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的物体摆放在一起，它所独具的特征和差异性得到了格外的彰显。

踏过这道逻辑的最后防线，我们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战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展开了一场关于“共相”的激烈争论:这是一场延续至今的哲学论战的第一回合，它使得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响彻了“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的论辩之声。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共相是任何一个共有名词、任何一个能够普遍运用于所有同类成员的称呼:所以，动物、人、书、树都是共相。

但是这些共相都是主观的概念，而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在，它们是名，不是实，外在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一切是由个别的、具体的对象组成的世界，并不表示属类特征和普遍共性;人们存在，树和动物同样存在，而整体意义上的人，或者说共相的人，除却在思想中，并不实际存在:它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心理抽象，不是外界的存在或实在。

现在亚里士多德明白了，柏拉图曾经认为共相是具备客观存在的，而且柏拉图确实说过，比起个体，共相具有更长久、更重要和更实质的意义-——个体只是苍茫大海中的渺小一粟,“人们”来了又去，生生死死，而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却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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