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明回老家扫墓时，遇上我在上海工作的同胞弟弟，他把一小包东西交给我，我顺手就放到了车子上。回到家后我打开这包东西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不料其中有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记录本。在这个本本中，还记载了一些不便外传的家史。当然，也有一些在现今可以“解密”的信息，其中是一份书写认真的关于我父亲1959年全年的工资记载。
从当年的工资收入看，全年收入840元。我父亲做事非常认真仔细，当年他记录全年工资收入时，还把每个月的工作天数和对应当月的工资都记载得非常清楚。这一年，工作天数最多的27天，在当年的12月。大部分月份工作是26天，最短的是21天。这一年，他工作了306天，平均每天的工资收入为2.7元。我不知道每月的工作天数他为什么要记录得如此详细，因为我看不出每月的工作天数与该月的工资多少貌似没有什么相关性，或者说，没什么逻辑关系。
我弟之所以在上海，是因为他顶替我父亲工作才回上海工作。那时我们离开上海时，我弟弟只有3岁。1978年前后，国家有个政策，凡是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动员家人回乡的人，在自己退休时，可由一子女来顶替工作。我弟就属于这种情况从浙江回到上海的。
当年，我父亲起初的设想是，顶替他工作应当是我这位长子，所以当时他多次写信给我，告诉有这么一个难得再回上海的机会。而我那时正在部队服役，也恰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军校。报考军校的事全是由我的领导们决定的，在决定前也没有听取我的想法，他们认为，我是在部队中少有的几个高中生，经常在部队传教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其实是部队当年的新装备技术），由于大部分官兵的学历不高，小学的是大量的，所以许多人自学军事装备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上级领导认为我能先自学，然后把搞懂的技术再讲给大家听，所以，领导们觉得文革后军校开始重新招生，是给我一次再学习的机会，提醒我千万要珍惜。所以，我多次写信告诉我父亲，要准备考军校，顶替你的事就交给我弟弟吧。
我父亲解放前到上海打工，是在我大伯这位企业家下属的门店工作，是纺织品类店，这个门店位于上海南京东路，是热闹非凡的区域。解放后，经公私合营种种变迁，他先后在上海益民制药厂担任配药员，那个时候，他几乎每晚都要去职工大学听课学习，所以他当时把有机化学搞得非常清楚，就连我在军校读书时所学的《普通化学》（主要是有机化学），他都能看着书的目录讲一讲内容。
后来因益民制药厂（当年位于虹口动物园附近）离我们居住在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太远，所以他在一次黄浦区纺织口公司招聘会计时被录用了，于是即解决了他上下班路程太远的问题，又解决了他重回纺织品行业的问题。纺织品这个行业他比较熟悉，所以这次调动让他非常满意。
记得1969年，我在小学期间，寒假我就往上海跑，在我父亲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去他单位玩时，他给我一只小算盘，让我把他计算过的数据重新复审一下，期间我看到我父亲的当月工资与书记相同，80多元。从1959年到1969年十年中，我父亲的工资只是上涨了近10元，平均每年只上涨的1元。不过，当时的1元是值钱，可能比现在的100元要值钱。
我这个人体内可能有较多由我父亲遗传给我基因，仔细认真爱学习这三个方面太像我父亲了。不想当官，只求平安，向往自由，是我与我父亲相同的想法。但有时不想官也不行，那个时代，不存在跑官卖官的问题，都是看人品，讲能力的，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父亲也曾经被组织推到了领导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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