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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见闻感知

参加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见闻感知

作者: 木子哲学 | 来源:发表于2018-08-30 11:28 被阅读470次

    十年前的八月份,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韩国举行,首尔大学承办,这是世哲会第一次来到亚洲。我参加了这次大会,有5篇论文入选,在5个分会场做了报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哲学研究对象的混乱导致近现代哲学的混乱”,“现象学违背本体存在的理性认识逻辑”,“民主是为了平等维护公民的权益”、“人文知识的理论根据--论我的新本体论和认识论”。当时,恰逢北京举办奥运会。韩国曾在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中国举办奥运会比韩国晚了20年。在韩国的大会期间,我曾想,世界哲学大会什么时候能到中国举办呢?难道也要20年后吗?

    十年后的八月份,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办了,北京大学承办。1900年,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巴黎举行。5年一次,118年后,第24届终于来到了中国。

    2018年8月13日上午,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我的座位号是一楼,中五区,12排53号。大会堂内景,感觉和电视里看到的差不多,不过,沧桑的历史感,亲身体会到的,显然要更明显一些。我想到了曾经坐在这里的人们,官员、人大代表、其他很多参会者。

    原本希望能见到总理出席。韩国的那次,他们的总理出席并讲话。开幕式的主持人是北大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Luca M.Scarantino、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Dermot Moran、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先后致辞。外国人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内容,表示世界需要中国哲学,中国人讲了中外交融,表示中国应该积极学习吸收世界哲学,同时要大力传承发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秀内容,再把这些优秀的东西传向全世界。陈宝生部长的致辞有不错的颇具专业味道的内容,最后,他强调了马克思的东西。十一点半左右,开幕式结束。三千多人又乘着统一安排的大巴回到了国家会议中心,一部分回到了北京大学。记得韩国的那次开幕式上,节目表演就有好几个小时,从刚开始的新鲜一直看到最后的腻味,换来换去,其实是一种腔调。5年前的那次大会是在希腊雅典举办的。我入选的论文是《论公元前中国和希腊哲学比较》。雅典举办者有一个奇葩的规定,一个人只能提交一篇入选论文。由于分身乏术,我没有去参加,注册费算是做了捐助了。雅典是西方哲学的圣地!很是遗憾。据参加的朋友说,活动举办的很好,情景交融,充满地中海特色,充满了古希腊的味道。大会期间,我曾联系组委会人员,让把属于我的那一份参会者可以领取的大会书籍等邮寄给我。他们说需要支付50欧元邮寄费。我立即支付了50欧元,可是,至今,我也没有收到。那个时候,希腊正陷入经济危机。

    韩国的那次,是在首尔大学内进行的。各个教室成为各种分会场的举办地。拉出几张学生桌,排在最前面,宣读论文者坐成一排,每位面前放置一个名卡,面向听众。此次大会,参会人数达到七千人左右。北京大学显然有点小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大学。很想去看看里面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味道的房子、湖泊、塔,曾经联想,坐在未名湖边,和世界各地的同好们探讨哲学,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回味的意境啊!会场移到国家会议中心,这个希望又落空了。不过,人数毕竟太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一切都可以在掌控之下,也可以理解。国家会议中心在北五环一带,旁边就是著名的奥运会鸟巢。这里很大,除了有7千人参加的世界哲学大会,同时还在举办其他展会、会议。

    据说,本次世界哲学大会能够在中国举办,在世界哲学领域有一些影响力的华裔学者们有大功劳,特别是杜维明教授等。能够在中国举办,对于中国的哲学学者、爱好者、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比如,各个分会场的论文评审教授中,这一次,几乎都有中国人了。如此,就可以提交中文论文。中文论文被接受之后,不会英文的,特别是某些民间的哲学爱好者,也可以参加了,可以在大会上宣读自己的论文了。要知道,在当下的中国,民间的哲学研究者或爱好者,是绝对没有任何机会登上如此名正言顺的大雅之堂去表达自己的东西。当然,由于语言关系,中文论文的报告分会上,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英文论文的报告分会上,才有外国的,可以和外国同行进行交流。由于在中国举办,不需要出国,也省了不少费用。而受益最大的,我认为,还是中国的哲学系学生,或者爱好哲学的学生们。每次世界哲学大会,都设置有一天属于学生专场,参会的学生,几乎都是举办国的。也有很多分会场。很多在校学生提交了自己的论文,而且有机会和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哲学研究者进行交流。长远来看,这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对于哲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无疑是里程碑式的,意义巨大,影响不可限量。

    杜维明教授是本次大会中国组委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据说,“学以成人”这个大会主题,也是杜教授的意思。有的参会者说,这个主题小了点。有的说,学习、成人、做人,只是哲学领域的一部分,有的说,这明显是儒家那一套。如果只是望文生义,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以哲学研究的思维逻辑去看,学以成人,完全可以延伸到关于存在、关于本体、关于人是什么存在、关于人存在的道理、关于人的认识、关于中外哲学历史等等属于哲学领域的各个主要问题。每次世界哲学大会,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某个方面有侧重关注的象征性的东西,并不是说,世界各地几千人参加的大会,只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本次大会有99个分会,没有一个分会的名称是“学以成人”。

    在本次大会上,我有4篇论文入选,在四个分会场做了报告。论黑格尔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以及提出我的新本体论和认识论(英文),在“知识和认识论”分会,03990F,8-14日,下午2点,国家会议中心215室。论陆王心学中的一些逻辑不通的问题,在"从汉到清的中国哲学"分会, 03092A,8-15日,下午2:00,EG18室。以法的哲学原理来看中国法家的孰是孰非,在"法哲学"分会,03740A,8月15日,下午4:00, 206B 室。“道”生不了“一”,“一”生不了“二”(英文),在"道家哲学"分会, 03170K, 8-17日,下午2:00,211 室。

    在从人民大会堂回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巴上,一个外国人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开始了聊天。他来自波兰,这是第一次到中国。他问我,刚才的开幕式上,北大校长讲了什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原先不知道今天上午有开幕式,上午赶了过来,迟到了,进去的时候,北大校长的讲话已经结束了。我说还是两个老外讲的多,教育部长讲的也不少,居然很有学术味道,这些,你应该都听到了,他说是的。然后,我们就顺着大会上的有关发言聊了起来,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人思考和做事的方式等等。我表达的一个主要意思是,总的来说,在古代,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西方人基本上是宗教主导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中国,推崇的是基于理性认识和现实经验的是非对错,一个方面有一个方面的具体道理,比如,治理用法家、人文用儒家、自然普遍法则方面,则用阴阳家、周易八卦等等。政治上,在西方,宗教曾凌驾于政府,在中国,自古以来,政府主导一切,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偏袒。他问,如果人们对于政府不满意怎么办?我说,中国历史充满了朝代更替,政府做事符合道理,人们就支持,不会瞎闹,如果不符合道理,导致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天下就会大乱,朝代就会更替。他听后,竖起了大拇指,意思不是说我讲的多好,而是对于中国的朝代更替的原因觉得很有意思。在西方历史上,通过战争的方式发生的朝代更替的事情,不算多,反而是因为没有继承人或者因为婚姻而发生的朝代更替更多一些。甚至,可以允许有敌对关系的国家的国王来充当本国的国王,某个人,突然之间,就被其他国家选为了国王,原因是因为他有血缘关系,有继承权。这些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由此,至今,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西方国家,也是非常的不同,比如,西方人完全可以接受政府的频繁更替,而在中国,人们会觉得,那意味着战乱、灾祸,这样说,和民主是两回事。这种政治历史文化之不同,势必影响到当今人类所追求的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不同,也就是说,西方的那种民主模式,不是唯一模式,至少,在中国,肯定水土不服。中国只能基于自己的传统的哲学、传统的政治文化来逐渐培养产生适合自己的东西。他表示认同。他指着窗外问,为什么街道上看起来那么干净?我说,这几年,政府在环境保护上抓的特别的紧,治理北京雾霾的过程中,顺便就把北京的地面上也给搞干净了。他笑了起来。他问其他城市怎样。我说,这几年,全国都一样,都在抓环境治理,的确很不错。很多城市,甚至在小城市,城市面貌也是很干净的,当然,南方和北方也有不同,风沙气候的关系,南方看起来比北方更加干净。他说,朋友们说中国的治安环境很好。 我说,是的,在这一点,应该可以名列世界前茅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一些为非作歹的混混都收拾不了, 那也太失职了。我对他说,看看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面貌脏兮兮,很破旧,社会治安很差,很多公共建筑长时间得不到修缮,背后的原因,正说明了政治体制上的严重缺陷。他对于我的说法,深表赞同。(8月15日,意大利一座六十多年的大桥垮塌,导致几十人伤亡,原因就是得不到及时修缮)下车前,他说,很高兴和我有这么多的交流,他来中国参加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主要就是来交流,了解各个方面的说法。我说,是的,世界哲学大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哲学爱好者,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除了枯燥无味的纯哲学交流,可以交流的其他东西也有很多,这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借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下午2点,有全体报告会。在这里,遇见了平时在微信群里交流过的一些朋友。他们说我的样子和在群里表现出的“大脾气”很不一样啊!大家哈哈一笑,我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现实中和微信群上,毕竟不同。

    14日开始,上午有全体报告、各种专题分会等等,数量非常多,不可能都去参加。入选论文的各个分会场基本上被安排在每天下午。各场分会被安排在各个小房间,房间门口的墙壁上粘贴有当天分会的主持人名字和论文作者的名字。房间内有大概二三十个座位,有的更少些,有的稍微多些。14日下午1点多,我提前半个小时进入“知识和认识论分会”的会议室,遇见了在我的“木子哲学群”的一个朋友刘先生,我们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刘先生说,看我的样子,斯斯文文,和在群里有时候会粗暴骂人的“木子”形象根本不同。我说,两年前刚上微信群交流的时候,我表现的也很斯文,后来,对于某些明显无理无礼胡说八道甚至反复攻击的人,也就不客气了。但是,我的原则是,绝对不会随便去“粗野”,而是在遇到无礼无理的多次攻击之后,才会爆发一下。我说,根据我的理论,善恶贤愚不是人类的普遍属性,而是个体之个性,什么人都有,应对的方式,我主张也要不同,对于有理有礼的君子,应该用君子之道,而对于无理无礼之人,或者不理会,或者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甚至可以更加粗野一些,这就是主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只有这种鲜明的矛盾运动,善恶真假美丑,才能很好的区别开来。刘先生说他看到我在群里发的信息,所以过来听一下。他说他很赞同我把太极当作本体的说法,对我的哲学研究给予鼓励,我表示非常感谢。

    分会主持人是一位东欧样貌的女教授,Anat Biletzki , 应该在50岁以上,和蔼可亲,而且散发着睿智的气质,她的英文讲话柔和,清晰。会前几分钟,我向她说明我是做报告的,她高兴的说,“哦, 那太好了,我以为只来了两个人”。稍后,一个南美模样的论文提交者也到了,他说着很难懂的英语自嘲地说他的英语很不好,怕我们听不懂,问现场有没有可以翻译西班牙语的朋友帮他做翻译。Anat 教授张望了一下四周,显然没有这样的翻译。此时,进来的听众,大概有20人左右。Anat 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说,原本有5篇论文,现在来了4个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的 ilya Kanaev, 中国的 Dongkai Lee,  土耳其的Mustafa M.Dagli, 巴西的 Joao Carlos Sallers Pires Da Silva , 每个人有20分钟的时间,讲完后,有2--3分钟的提问,按照手册上列出的顺序来发言。俄罗斯小伙第一个发言,估摸30岁左右。他没有放PPT,也没有站在话筒前念稿子,而是走来走去,一副即兴演讲的样子,很放松。他的俄罗斯英文听起来语速很快,有的根本听不懂,有的马马虎虎能听懂,讲的是东西方在认识论上关于真实性存在的分析比较。讲完后,主持人和他进行了一些交流。接下来,轮到我。我用英文说,“十年前,我曾经去韩国参加过第22届WCP,这一次,在中国举行,我很高兴。因为现场有中国朋友,所以,我会一段英文一段中文。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做过多的阐述,而是照本宣科了。” 然后,我就一段英文一段中文的念完了论文,题目是“A Solution to resolve Hegel's problem in the Ontology and Cognition theory "(论黑格尔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以及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主要观点是,1,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指本体存在,然而,这个绝对精神到底是什么,黑格尔没有明确的说法,只说是可以统一一切的东西,由此本体论,黑格尔提出了思想是主体,意思是,把客观存在的本质形式当作思想,把人的思维认识到的知识形式当作思想,两者都属于思想,企图以思想这个所谓的主体来解决康德留下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然而,主体,必须是可以独立自主的存在,黑格尔提出的思想,不具备可以独立自主存在的特点,因此,说思想是主体,是有问题的,如此,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由于不在同一个主体内部,这种差异是不能产生力量来推动主体运动,因为,只有当一对矛盾在同一个主体内部的时候,才能产生力量推动这个主体运动。2,提出了我的新本体论论证:本体(第一存在)是纯粹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即太极。3,凡自身内部有一对矛盾对立统一体而可以产生力量支配其独立自主运动存在的就是主体,否则,是客体。如此,宇宙万物的存在有三种,本体,主体,客体。本体支配主体,主体支配客体。4,有两种主体,生命体主体,非生命体主体。生命体主体的本质是自我和非我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经过论证,这对矛盾是自我和非我。自我指生命体自身,非我指意识中的东西,两者是一对矛盾。比如,自我需要水,非我有水的表象,但是这个表象不是真实的水,不能满足自我的需要,这就是矛盾,这个矛盾产生力量支配我去运动,去找水。非生命主体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均衡力量构成的主体,比如太阳系。5,根据以上本体论、主体论,可以论证出我的新认识论:认识的主体是人,认识运动是人的自我和非我这对矛盾对立统一体产生的力量推动的运动,认识论公式:“自我”+“非我”→行动→感觉→表象→思维→知识==对象。经过无数次的这种运动,知识不断得到更新,直到与认识对象的完全相符,然后,这个知识就是关于认识对象的真理。一切知识都出自这个运动。

    讲完后,俄罗斯小伙提了一个问题,“你说的矛盾对立统一体,是事物之间的还是一个事物内部的”? 我说,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不是说矛盾对立,因此,矛盾对立统一体必须是指一个主体存在内部的一对矛盾,只有在同一个主体内部,一对矛盾才能产生力量支配主体运动。比如我们人类,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却可以张嘴说话,可以挥舞四肢,可以在这里演讲,运动,这个力量是来自人之内部的,根据我的理论,是人的自我和非我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产生力量,然后支配“我”这个主体独立自主的去运动。不同的主体之间,可能会有矛盾,但是,那只是一种相互作用,而不一定是对立统一体。他表示理解。

    土耳其教授讲完之后,是巴西的。他说他不大会说英语,幸好, 他有一个PPT,主要意思是关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认识方面的一些差异或矛盾,说明,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认识也可能不同,发达国家不能只以自己的认识为标准,也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在他的PPT上,中国被划为不发达类型,韩国、日本被划入发达类型。讲完后,主持人和他进行了沟通。由于他的英语表达的确不好,交流比较费劲。我问他,巴西当下采用的西方的那一套体制,能使巴西变成发达国家吗?他说,恐怕不能,很多年来,巴西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他说,还没有。我说,我有一个观点供参考,发达国家现在采用的那一套办法,如果用到发展中国家,不仅不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会导致各种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中阶段所采用的办法也不是现在他们的那一套。人们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以西方的某个现在的东西作为唯一的标准,然后向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指手画脚地说,凡是不符合西方的东西,就是不对的。这是柏拉图理念式的先入为主的类比认识,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性思维认识方式。由于他的英语的确很糟糕,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完全听懂我的意思。我去过巴西,有一个情况,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巴西的英语教学非常缺乏,巴西人普遍不学英语,不会英语。

    下午4点左右,第一轮分会结束,4:10分到6点,是第二轮分会。我当天下午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离开了国家会议中心,没有去听其他分会,也没有去听下午6点之后的全体报告。晚上,我对第二天要提交的两篇论文,又仔细看了看,不太重要的地方,做了不讲的标记,确保在15--20分钟内可以讲完。

    8月15日下午2:00,在“中国古代哲学--从汉到清”分会场,我宣读了论文“论陆王心学中的一些逻辑不通的问题”。这个分会的评审主持人是被公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教授(其他三位为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遗憾的是,当天下午,成教授可能是有其他事情,没有到会。在分会场协助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我们五个做报告的便按照手册上的顺序进行发言。我排在第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知识的来源上,程朱理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具体道理,人们应该对一个个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陆九渊认为不必去认识具体事物,只要心里先立有一个大道理就可以了。这个心中的道理是什么呢?陆九渊说仁义,王阳明说是良知。如果问,人之外的具体事物有什么道理,他们说也是仁义良知,并且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如果根据这种逻辑,那么就彻底否定了科学研究具体事物的必要性,而这显然是严重违背人类科学认识的。在善恶问题上,王阳明的说法出现自相矛盾,居然说善恶皆天理,说合该如此,这便和说的一切都是良知相矛盾,这正说明心学说法的逻辑不通。至于知行合一,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和实践合一,而是说因为心里只有一个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当然在行动上,也是只有心里的那一个理。若此,在逻辑上,如果某个人心里有邪恶的理念,在实践上也执行了这种邪恶,也算知行合一啊。所以,更靠谱的说法,应该是知行合理。

    2个小时之后,五个发言结束了。有几位朋友向我提了问题。其中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提的问题是,对于程朱理学提出的性即理是怎么看的。我说,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就是在性即理这个说法上缺乏逻辑。程朱为了说明仁义礼智信是做人之道理,就把人性直接等同于做人之理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性即理虽然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和王阳明讲的心即理一样,然而,在认识逻辑上,王阳明否认心之外的客观存在有其具体道理,而程朱理学则承认本体有本体之理,具体事务有具体之理,做人有做人之理,应该分别认真研究,这便是符合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具体事物的格物致知。我问这个少年多大了,他说高三。我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啊。这个时候,已经4点了,我便一路小跑急忙赶到下午4:10分开始的法哲学分会。

    推开法哲学分会的门,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后面靠墙也站满了人。我向会议主持人文兵教授报到,说我刚结束一场报告,急忙赶来,有点迟到。文教授问我是哪个学院的,我说我是民间自己研究的。第一排正好有个空座位,我落座后,文教授起身说开始进行本场分会的报告,一共有6位做报告,每个人要控制在15分钟。然后,大家进行一起讨论。根据手册顺序进行发言,第一位是,DONGKAI LEE ,论文题目是论法的哲学原理。这个时候,由于刚刚一路小跑,我还有点气喘吁吁。我在PPT上打出了论文的题目:以法的哲学原理来看中国法家的孰是孰非。我的主要观点是:不能说法是统治者的工具。法的原理在于符合天道(本体之理)、人理(人之存在之理、物理事理(客观事物的法则规律)、国家管理。韩非子之法,讲究符合这些道理,以此为基础,再说统治者的利益。商鞅之法,不顾天道人理,而只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在当今人类追求和实现主体平等的时代,立法,一定要符合天道(本体之理)、人理(人之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道理)、物理事理(客观事物的法则规律)、国家管理或国家利益,才能实现司法之有效和公正。看的出来,对于我提出的韩非子之法和商鞅之法的重大区别,在座的所有朋友,都显的很有兴趣。回到座位上后,旁边的刘老师对我说,你讲的很好。刘老师是某个学院的教授,他的论文是法家法治思想探析。几篇报告中,有一篇是“关于当代私有产权的哲学反思”,报告人是DANNI XUE,她提出,在自然人天赋权益角度来说,人有获得财产的自由和权利,在人的社会公民属性来说,人的私有财产权益也不是无边无界至高无上的,而是会受到社会属性的某种制约。我同意这个意思。在哲学上,这个涉及到人的存在,国家的存在,涉及到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我的理论中,人权不是至上的,人是主体,由人联合形成的其他机构,比如,企业,国家等等,也是主体。主体平等,而主体之间会有相互作用,或者矛盾运动。主体之间的矛盾运动,会给人的自由或权利带来边界,以此为根据,可以推论出国家对于公民的财产有某种协调管理的权力,当然,这个权力的范围,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给个体的私产或者个体的经济参与权带来过分的负面影响。发言结束后,文教授主持了提问环节。有朋友向我提问,天理作为立法的参照之一,很好,不过,更高的是不是用“道” ?我说,道,天理等等都是本体论的概念,都是指向起着最根本作用的那个本体,用道也可以,不过,天理在程朱理学之后,应用的更为广泛,这个分会是法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分会,所以,我就用天理这个词了,以方便大家理解。有人提问说,几个报告人都讲了法律要与时俱进,这个很好。那么,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律的与时俱进该怎么理解?我说,科学技术的东西,毕竟属于物质,而法的原理,核心还是围绕人的。我认为,科技进步对于立法上的原理方面影响不会太大,在古代用刀犯罪和现在用枪犯罪,在立法性质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在细节方面,肯定要完善。有一位法学院的大学生提出,某些科技工具的使用,也会涉嫌侵犯人权,比如满街的摄像头或者大数据,政府用这些东西,会不会侵犯人权,在美国,政府用这些东西,就会被当做侵犯人权。我说,不能老是把美国当做唯一标准答案。政府利用先进的技术工具进行社会方面的管理是无可厚非的,比如,在侦破案件方面。当然,政府的确不能滥用或者让某些机构或人利用高科技的便利来滥用这些东西。

    下午6点半,做全体报告的是一名韩国学者,讲中国儒家的东西。旁边的朋友问我他讲的怎么样,我说,不出冯友兰书本上的东西,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冯友兰前辈。在提问环节,我说,我在十年前去韩国参加了22届世界哲学大会,今天很高兴听到韩国教授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关于程朱理学和孔子的仁。在满清时期,朝鲜(即现在的朝鲜和韩国)推崇程朱理学,宣称是“小中华”,诸位理学大儒如宋时烈(1607—1689)、成海应(1760—1839)、金平默(1805—1882)、柳重教(1832—1893),贯穿整个满清时期,皆奉程朱之学,不知道,程朱理学在韩国如今是怎样的地位。我这么问,是因为现在在中国,程朱理学根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认识,甚至被当作封建残余给踩在脚下。实际上呢,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自先秦以后逐渐演化发展出来的有完整本体论和认识论架构体系的最高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孔子的仁。您在报告中说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仁,另一个是礼。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仁本来就已经包含了礼。礼和直是仁的两个对立统治的内涵,直指做人要有真性情,各个人的真性情发挥过当可能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礼来约束真性情。做人,既要有真性情又要有礼来约束,这便是仁。主持提问的老师安排的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先搜集了几个人的问题再一起回答。在后面的回答中,却没有对我的问题的回应。有一个朋友提出朝鲜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写的,韩国废除汉字,其实给韩国带来很多困扰,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韩国学者说,的确因为废除了汉字带来困扰,不过,他们还是决定不再使用汉字了。

    熟悉韩国的朋友知道,韩国社会有比较浓厚的等级之礼,即使在私营企业里,也有森严浓厚的尊卑等级。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东西,而是封建不平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糟粕。在孔子之前的周王朝,本来就有以更加严酷的法律所维持的尊卑等级。孔子的仁,并不是立足于这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而是以人性为根据,从人性出发指出,做人首先要有真性情的发挥,各个人的真性情的发挥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就需要对真性情的发挥进行制约,这个制约,就是礼,真和礼的结合,就是仁。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这就是说,有了“直”,再有“礼”,一个人就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性情和需要又能以“礼”来节制自己的“直”的发挥而不冒犯他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认为的“仁人”、“君子”。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孔子的礼更多的是个体内在的自觉自律,而不只是外在的等级秩序,或者说,外在的等级秩序还需要被个体吸收转化为他能够接受的内在的自觉和自律。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不平等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有的人为了一味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便把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装到礼的概念里,把礼从个体内在的自觉自律完全改变为外在的不平等的等级秩序,然后再把这个装满不平等的统治秩序的礼,强加到孔子的头上,再令世人都拜倒在孔子像面前,这分明是纯粹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对孔子学说以及儒家理论的强奸,导致现在,很多人依然把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当作维护封建不平等统治的糟粕,而去反孔,反儒。真是无知无畏,徒增历史笑料啊。对于当下韩国社会的那种等级秩序糟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那其实也是因为韩国学者对于仁的误解!

    不懂孔子之仁的内涵,不懂先秦各家在哲学上的重大作用,不懂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不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不懂程朱理学之中完全符合科学认识的存在论和认识论根据,不懂王阳明的心学其实是违反理性认识逻辑的宗教套路,不懂满清时期的学者们片面鼓吹伦理而忽略研究物理事理,不懂佛门的说法严重违背哲学和科学的理性认识,就根本无法真正彻底的扬弃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化,精华被当做粪土,糟粕被当做宝贝,可悲可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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