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金阊文体中心打球,目前最便捷的还是走阳澄湖路穿过虎丘湿地公园,刚开园时,我们这的人一般还沿用三角咀来称呼,很土。
渐渐的人们就只用湿地公园了,很高大上的感觉。然后方圆几里内,各个新楼盘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仅仅20年,但凡有点湖荡带点山丘的地方,都被圈占起来开发了,苏州城就这样不停地延展开去。
回想起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园区中央公园买房,村里人也同我现在的心理,对那些房子充满疑惑,明明有房住,为啥还要买?况且还是多层高层,硬是在原本一个几十户的小村落上面造出了成千上万户,卖给谁?谁去住?
当时有很多来园区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在周边租房,尚未拆迁的乡村是首选,然后就是动迁房,宾馆公寓和新楼盘里的私人住宅更多的是租给企业中高级白领和高管,只是当时总体还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当在网络上挂出后,各种咨询电话就接踵而至了,不久之后从小灵通里传来一口南方音邀约看房,由于就在工作地附近,就翘班出去了,见面一看是位中年男人,相当儒雅、举止有礼,相互介绍中得知,他是台湾人,任职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此番来苏州是做市场开拓的,得知我在富士通,他还顺带着拿了一堆他们的产品介绍资料给我,和他交流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他身上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能让你深刻领悟到鸡汤文里宣称的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的真实意境。所以毫无疑问的,那位台湾来的林朝宗先生就成了它的第一位房客。出于乡下人的固执与愚见,期间数次前去突击查勘,竟不曾见过一起不快,总笑脸相迎,温声细语,就仿佛迎接老友旧识,屋内自是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于是相信那种高贵的教养已然镌刻在了他的思想和灵魂里了。
大约半年以后,他用他公司邮箱发来一封电邮,大致说他这边的业务已经完结,已提前回南方去了,通知我可以转租他人。只是问我钥匙是否可以不寄回来(那时EMS还是挺贵的),是否还有需要补缴的水电气和电信网络等费用。提前转租算是赚了一点小便宜,本该暗自庆幸,只是当时更多的是遗憾,说不上来的失落,就像突然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一样的悻悻然了好一阵子。
后来,陆续接访了几个客人,有翻译带来的日本人,还有一对自行上门的英国夫妇,尽管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但是骨子里却透着隐约的高傲,于是相谈之间就有些许冷漠,这种隐蔽的负面气氛直接影响到了双方,所以都没成功,直到另一行台湾人的出现,他们直接将住家变成了办公场所,开展他们的保洁服务业务,大概也差不多半年后,随着他家业务的壮大,经营地点才搬进正儿八经的商务大厦去。
现在想想引入第二个租客,致使住家经历了嘈杂混乱的半年,多半是个人识人定物能力受到了林先生太大影响的结果。
城市扩张步伐里,村子四周逐渐的充斥了各种厂房和工地,许多村民早将前屋后舍,阁楼夹厢腾出来租出去了,于是乡村,再没有了夜不闭户的纯朴,更不要说鸡犬桑麻的宁静。
到2004年的时候,圈地运动终于迈到了老宅,一番穷拆强拆后,那片土地总算再一次清净了,而我们也多了几个钢筋混凝土盒子。几番折腾后楼上的空壳子里和楼下的大小车库里又都被住满了各形各色的打工人。只是我们不再接触,全都交给了中介。偶有之前的邻居或亲自或通过中介传来的声音,都不是太好,或者夜半吵闹,又或是滴水乱扔东西,甚或随地大小便等。还有被迁怒的奇葩事情,比如租客在邻里办的红白喜事场合里混吃混喝的,多少有点哭笑不得。
在另一处住家,租给了南通来的工程老板,贪图了一点高价,谁想不到一年整个新房差点被整废了,让人完全搞不清里面住的都是什么人,有时是一群横肉纹身的社会人,有时是一群妖艳的年轻姑娘,但不变的是满屋子烟味和垃圾,就连叫去打扫的保洁钟点工都要额外加钱。期满后终于忍无可忍把他们赶走了,结果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发霉的食物,从桌面和各个角落收集的酒瓶子整整装了三大箱,卫生间里的各种衣物和清洁用品都能装满一大袋,各种管路角落不是积满污垢就是堵塞不通,总之脏乱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自此以后,对出租就彻底灰了心,宁愿空着也不要找那气受了。
房子越建越多,空置的也越来越厉害,那些在夜晚稀稀拉拉亮着的窗户说明了一切,然而一边那些楼下车库里的生活依旧,所以这不只是我们的杞人忧天,乡野旮旯的繁华表面,还有隐匿的冷落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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