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科学的发展改变人类的生活，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在这个论断的逻辑下，心理学的进步无疑直接关系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幸福，而这也许对于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我们显得更为重要。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当人类逐渐实现温饱，或者即使物质生活差强人意，文明氛围中的人们仍然渐渐意识到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当“幸福指数”逐渐取代“经济指数”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关注自然不断提升，20世纪后半叶的心理学发展正是这种关注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心理学自身的颠覆与重构。
而这种颠覆与重构和人们对自身生活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重新认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人们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促使心理学向前发展，心理学的深入发展让人们在科学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如梦方醒。这种如梦方醒的感觉，在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戈的《冷暴力》一书中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冷暴力》无疑是法国乃至世界心理学界非常成功的畅销书目，当年占据法国图书畅销榜整整50周，20年来被译为24种语言流行于世，“冷暴力”、“精神虐待”等概念由此进一步被世人熟知。
这种畅销的现象并非我们熟悉的图书营销的成功，而是人们在《冷暴力》这本书中通过玛丽列举的大量实例被深深触动，人们仿佛看到了自身和他人的影子，如梦方醒般的震撼感让这种阅读共情迸发了极为强大的读者效应。这正是《慕尼黑水星报》所说的：“本书帮助读者清楚且完整认识到，带着不同面具的冷暴力是施以怎样的手法去伤害他人。也让周遭原本对此过程无法想象且难以理解的人，正视问题的严重性。”玛丽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冷暴力”这种“精神虐待”进行了全面的定义：
“（冷暴力或者精神虐待）这一概念，它广泛发生在婚姻、家庭和职场中，施虐者通过拒绝直接沟通、言语歪曲、讽刺、嘲笑、轻蔑、否定人格等常用手段来欺凌、控制受虐者，摧毁其自尊，改变其思维方式，使这种关系持续下去，让受虐者无法逃脱。这类冷暴力现象并不如身体暴力明显，只会让受虐者有苦说不出，一味检讨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与单纯的暴力和大多心理疾患不同，“冷暴力”带有极强的隐蔽属性，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场持久的不见血的谋杀。不管是在家庭生活还是职场中，只要是“冷暴力”发生的地方，我们往往注定看不到激烈的冲突，但我们能感受到深深的敌意和抑郁。施虐者的攻击通过隐性的手段，用各种看似无害的字眼、指涉、推论及非语言的暗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施虐中，让受虐者逐渐失去抵抗，永远坠入惴惴不安甚至崩溃中。而周围的知情者通常不会过问，因为按照我们的文化氛围和传统，毕竟又没有发生明显家暴和“人员财产损失”，那只是别人家两口子在“斗气”而已，或者那只是老板或领导常有的上位者姿态而已。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冷暴力》不管是概念定义还是对问题的整体认知，都充满着对人际关系传统看法和传统心理学的颠覆与重构。多年的临床实践经历，让玛丽深刻感受到在“冷暴力”中生存的人们确实面临着严重的伤害和危险，与传统心理学的态度不同，玛丽对受虐者饱含同情，并用极为犀利的笔锋，从专业角度为施虐者立起一面镜子，让其丑恶无可遁形。从这个角度上，玛丽的《冷暴力》对传统心理学的颠覆首先是医者或研究者态度上的转变，因为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让人们习惯了某种宽容，特别是在欧美那种医生随时可能被患者告上法庭的情况下，心理学者和精神科医生是轻易不愿亦或不敢将“恶”的判断说出口的。
显然，这种颠覆和重构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非常鲜明的是非观。因为具有“冷暴力”行为的精神虐待者往往具备较高的智商，甚至有着很好的外界口碑和社会地位，他们擅长利用人们的各种心理，特别是利用自己的魅力和适应力在社会上找到出路，将医学界、法律界等轻易愚弄，蒙混过关。书中甚至大胆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列娃•玛丽克为他生下两个孩子，爱因斯坦不愿主动提分手，因而定下严苛而侮辱人的共同生活规范：
“A 你应负责：1.我的内衣裤和床单要整整齐齐。2.准备我在办公室吃的一日三餐。3.我的卧室和办公室永保整洁，我的办公桌除了我谁也不能碰。B 你断绝与我的一切个人关系，除了为保持表面和乐所必要者。你尤其不可要求：1.我在家陪你同坐。2.我与你去旅游。C 你要明确保证遵守以下规定：1.勿期待我的爱，也勿因此责怪我。2.我对你说话时要立即回答我。3.在我要求时，你要马上离开我的房间和办公室，不可抗议。4.你保证不在孩子面前以言行诋毁我。”
谁能想到这是我们心中近乎圣人般存在的爱因斯坦的另一面，这种令人瞠目的反差正是很多冷暴力施虐者和冷暴力精神虐待长期逃脱法律和道德追究的原因。即使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冷暴力者反而拿出“受害者”的无辜口吻道：“这么点儿事儿你至于么”、“是你想太多了”、“我又不是在说你。天啊，你实在太敏感了”……这种隐性暴力让精神科医生都看不出客观存在，而在受虐者一方则虽然知道自己很痛苦，却实在想象不出自己到底遭受过什么暴力与虐待，然而其精神状态却客观显示了受害的结果，这种“钝刀杀人”的冷暴力对受虐者一方是极为残酷的，玛丽在《冷暴力》中忠实记录了那些让很多读者心有戚戚的片段：
“……斯特凡娜感到被迫地同她父亲生活在一起。她成了这次离婚的人质。她父亲是一个冷酷的人，从不会称心满意，总是感到疲惫，从未有过爱意的姿态，成天喜欢说一些讽刺、挖苦和伤人的话。他不能从生活中得到乐趣，也不让别人得到乐趣。斯特凡娜从不向她父亲说出自己的打算。在她父亲身边，她仅仅是他的影子，当她父亲离开时，她就会说：‘我可解放了，这样才好。’”
“……她（笔者注：指的是另一个职场精神虐待的受害者）什么也不敢说，还要到洗手间去流泪。每天晚上，她疲惫不堪，每天早上，从她呆在工作地点起，她就感到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即使她什么错也没犯。因为这个企业的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受到监视。”
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和心理学家，玛丽显然不会仅仅将《冷暴力》的颠覆与重构止步于改变人们对这个问题看法的层面，玛丽实际上要完成的是世俗和学术两个战线的全面突破。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实践与理论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关系，没有学术层面的颠覆与重构，对“冷暴力”的反抗还是仅仅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战役层面，却无法上升为一场真正的为无数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战争。而这种学术角度的颠覆与重构，正是当前积极心理学的题中之意。我们知道积极心理学脱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在类似“冷暴力”这种隐性精神问题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缺乏科学严谨,被试者缺乏客观标准,有些概念缺乏一致性和明确的意义等弊端显现无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冷暴力的受害者去看精神医生时，反而只是被聚焦于治疗自身的有关问题，医生会对其作出精神压抑、缺乏自信或决断力等雪上加霜的判断，这也是为何鸡汤如此让人生厌的原因，因为从学术角度讲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方向。
正因此，积极心理学发起了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全面颠覆和重构。积极心理学不排斥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应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更应该致力于去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健康、更美好,增进人类的健康、幸福，一旦这种健康感和幸福感受到了伤害，那么就应将患者和他的生活、工作的整体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而正是在这个逻辑上，玛丽在《冷暴力》中才走出了对这个充满狡诈和灰暗的问题进行颠覆与重构的关键一步——挖出施虐者，确认受虐者被害人的地位。用玛丽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精神虐待者送上法庭（他们往往太懂得替自己辩护），而是要大家记得他们可能造成的伤害与危险”。
继而，玛丽又提出了这种颠覆与重构最具学术价值的一环——重新整理积极心理学及整个心理学家族的分支，这就是《冷暴力》中提到的：“被害人学最近才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原本属于犯罪学”。以往将被害人学归到犯罪学中，必然会让“冷暴力”这种精神虐待问题避开生活心理学的范畴，同时其种种狡诈的隐性表象又确实达不到犯罪心理学的标准，这种“三不管”的研究状态让“冷暴力”一直“逍遥法外”。将被害人学独立，配合着积极心理学充满人本主义色彩的关注，我们将真正从心理学角度颠覆以往对“冷暴力”的看法，重构针对“精神虐待”的心理学研究体系，而这将直接推动心理学之外的社会学、法理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研究。
不难想象，在这样的颠覆与重构中，以往那些得意洋洋的“冷暴力”施虐者们将无处遁形，而有苦难言的受虐者们将以被害人的身份高扬起自己的头。事实上，玛丽已经在《冷暴力》中用实际行动向前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一方面，玛丽颠覆了以往对于受虐者“多往自身找原因”的心理学研究定式，反复强调受虐者之所以受伤害最主要的原因绝非其性格软弱等负面原因，而是因为“受虐者的强大生命力，使他成为施虐者的猎物”，因为这会引起施虐者的嫉妒，简单地讲，不是因为受虐者不好而受虐，而是因为受虐者太好而被害。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漂亮性感的女士穿着火辣绝对不能成为被骚扰的决定性原因，决定性的原因应是骚扰者自身的卑劣，这不仅是法理学应有的逻辑，更反映了我们社会真实的文明水平和人们内心的清洁程度。
而另一方面，玛丽的《冷暴力》对施虐者的研究完全颠覆了以往心理学的常态。积极心理学崇尚个人幸福感这一核心指标，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是包容性极强的，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的以人为本并非仅仅强调“来访者”自身的能量和潜力，更是强调了外界环境对“来访者”状态应付的责任。说白了，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绝对不能用“鸡汤教”那种“多在自身找原因”的荒谬逻辑来一以贯之。玛丽大胆地对“冷暴力”施虐者进行了心理侧写，揭露了其自恋偏执和自大狂的性格，特别是“吸血鬼的习性”及缺乏责任感的道德败笔，不给施虐者在心理学和道德领域找任何借口的空间，同时还为受虐者提出了心理对抗、法律介入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是的，佛祖慈悲还仍然有金刚护法，《冷暴力》的颠覆与重构最后终于落笔在反抗，这是“被害人学”可喜的一步，也是积极心理学的有力补充。这更是充满现实意义的一大步，特别是对我们自身的工作和生活而言，这种颠覆和重构将指引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自身遭遇的困境，而这是我们重拾儿时快乐幸福的勇敢而关键的一步：
“受虐者应认清虐待的过程，并明白自己为婚姻或家庭的冲突负全部责任是不合理的（笔者注：这同样适用于职场冷暴力），而后是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把罪恶感摆在一边。受虐者必须放弃容忍到底的理想，并承认所爱或曾经爱过的人的性格中显露出了对自己而言很危险的部分，所以自己必须自卫，不要为其所害。”
提起儿时的快乐和幸福，还能想起那时很流行的一首歌《鲁冰花》：“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本身的花语是母爱和幸福，不管是积极心理学还是整个心理学学科，其终极目标也许很简单，也许就是让人们重拾儿时在母亲身边的安全感，勇敢而科学地追求成长后的幸福。没有人有权利可以对另一个人施加长年累月的伤害，任何人都有权利对加诸己身的伤害进行坚决地反抗和控诉，不管这种伤害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不管这种伤害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因为这是我们天赋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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