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松到于敏

      国士的命运反映了国家的命运，第一流知识分子科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运兴替。

     章炳麟《检论·清儒》中说：“（清学）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其实，清学考古之功多，生发创造之绩少，对于文明进化裨益不大。乾嘉时期第一流学者的自然科学素养与欧洲同时人相比差距极大。清代学者徐松（星伯）是对于天山南北路进行全面考察的第一人，当时之人皆推为“绝业”。但他在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的陆续考察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是简单的指南针，制图方法是西晋时期即已完全成熟的“计里画方”法，没有应用任何投影法。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不脱《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的范畴。同时期亚历山大·冯·洪堡对于南美大陆的考察，携带了气压表、气温计、八分仪、望远镜等四十种仪器，搜集了数以千记的岩石、植物标本和详细的贸易数据。徐星伯的考察绝业相形见绌。乾嘉时期，清帝国主宰了亚洲大陆的贸易体系，经济总量雄视欧陆各国，但第一流人才在自然科学素养上的鸿沟已经注定了“夷艘寇海”的悲剧命运。

    时间推后百余年，于敏和他的团队“打上了一只松鼠”，组织攻克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得益于无数“于敏”们的高效率，新中国仅用2年8个月就研制出第一颗氢弹，比美国少用4年半，“丰泽园里夜不寐”的同时也让法国总统戴高乐拍了桌子。从徐松到于敏，从旧时代的文人到新时代的科学家，是一条中华民族从绝望谷底不断攀升的曲折道路，是东方睡狮苏醒的缩影。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会消失，但留取丹心照汗青，只要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于敏的话语发人深省。汉代思想家王充说过：“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相形之下，清朝的经儒、民国的“大师”们的虚美何足挂齿，两弹一星元勋、伟大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们才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