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被誉为大黄金时代,那时候的思想界、文艺界,是真正意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能在此阶段生长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墨家,列儒、墨、法、道四大家之一,是非常有潜力的组织,请各位看官务必留意,这里用的是组织。组织这种稳固的结构,促进了墨家迅速的崛起。记得中学课本有一篇古文,主要讲墨子与公输班斗智的故事,故事中也提到,墨子已派了几百门人,他们熟练掌握墨子传授的技艺,帮助守城,因而楚国(待考证)放弃了攻打行动。此事可作为其组织已有成熟健全发展的一个旁证。但同时,组织这种稳固的结构也要求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墨家变得陌生的开始。
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兼爱即是兼而爱之,这里面无论是相亲相爱的双方,或是不共戴天的两派,墨家自己坚持兼爱,并希望能采取措施,促使双方也能兼爱对方,这比起儒家的义利之说应该是更高的思想境界,比起道家的无为之论应该是更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却是着实敌不过法家的,尤其当时各国的竞争压力巨大,只有法家能实实在在的富国强兵。墨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兼爱的理念对人们来说,逐渐陌生,不止在国君那里,也包含普通百姓。
那么说,兼爱作为一种理念,其实和忠恕、无为差不多呀,就算它再高明,又何至于令其自绝于社会呢?这里,就需要回到它作为组织的前提去了。
墨家作为组织,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严密的管理,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是很高的。参加墨家,成为墨者,必须要特别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必须要有为群众扶危解困,为和平不懈努力、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因而,他的有效成员在逐步减少,他的信徒在向其他思想分化,而它自身又容不得没有坚定信仰的人存在(若有坚定信仰,则要求无私奉献,若没有坚定信仰的人,想要脱离组织大概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难道是墨家的理念有问题,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造成的吗?恰恰相反,是太严格造成的。即便是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封建社会,人也是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墨家这种不求利己但求利人的态度,越是要求严格,就越要求人的执着,以至于要超越理性,抛弃自身作为人的一些权利,而将自身视为为社会发展贡献全部光和热的工具,这本身是不利于其组织的稳定发展的,当然,这理念,对于个体来说是值得追求的,对于组织来说也是值得推崇的,但信奉并践行理念的人,毕竟有限,而且还会逐步减少、减弱。随着战国的强弱分化,要想靠组织的有限力量继续维持和平,也就逐渐不可能了,因而,大的梦想既碎了,小的梦想也就不再具有成长为大梦的逻辑合理性。
墨家的集体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应用到个人,始终必须注意个体在群体中的独立性,个体不只是精神感召的追随者,也是物质需要的追求者。对其追随者,始终不能保障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一味的以精神万能说教,不仅是自绝于己,也是自绝于社会。那组织内部的培养呢?选取有志之士,来领导呢?这样想,又走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唯心史观里,组织的领导不能决定组织的成败,组织集体的全部才可以,内部培养也不能违背人的需求的基本原则。
墨家,以其先进的理念团结了一批人,迅速的发展壮大了。之后,又因其过分的精神苛求,无视社会现实、忽略或无法满足成为作为个体人的社会需求,又促使其自身组织的退化消解。大概,这就是墨家陌生而没落的一些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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