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被誉为大黄金时代，那时候的思想界、文艺界，是真正意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能在此阶段生长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墨家，列儒、墨、法、道四大家之一，是非常有潜力的组织，请各位看官务必留意，这里用的是组织。组织这种稳固的结构，促进了墨家迅速的崛起。记得中学课本有一篇古文，主要讲墨子与公输班斗智的故事，故事中也提到，墨子已派了几百门人，他们熟练掌握墨子传授的技艺，帮助守城，因而楚国（待考证）放弃了攻打行动。此事可作为其组织已有成熟健全发展的一个旁证。但同时，组织这种稳固的结构也要求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墨家变得陌生的开始。
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兼爱即是兼而爱之，这里面无论是相亲相爱的双方，或是不共戴天的两派，墨家自己坚持兼爱，并希望能采取措施，促使双方也能兼爱对方，这比起儒家的义利之说应该是更高的思想境界，比起道家的无为之论应该是更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却是着实敌不过法家的，尤其当时各国的竞争压力巨大，只有法家能实实在在的富国强兵。墨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兼爱的理念对人们来说，逐渐陌生，不止在国君那里，也包含普通百姓。
那么说，兼爱作为一种理念，其实和忠恕、无为差不多呀，就算它再高明，又何至于令其自绝于社会呢？这里，就需要回到它作为组织的前提去了。
墨家作为组织，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严密的管理，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是很高的。参加墨家，成为墨者，必须要特别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必须要有为群众扶危解困，为和平不懈努力、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因而，他的有效成员在逐步减少，他的信徒在向其他思想分化，而它自身又容不得没有坚定信仰的人存在（若有坚定信仰，则要求无私奉献，若没有坚定信仰的人，想要脱离组织大概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难道是墨家的理念有问题，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造成的吗？恰恰相反，是太严格造成的。即便是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封建社会，人也是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墨家这种不求利己但求利人的态度，越是要求严格，就越要求人的执着，以至于要超越理性，抛弃自身作为人的一些权利，而将自身视为为社会发展贡献全部光和热的工具，这本身是不利于其组织的稳定发展的，当然，这理念，对于个体来说是值得追求的，对于组织来说也是值得推崇的，但信奉并践行理念的人，毕竟有限，而且还会逐步减少、减弱。随着战国的强弱分化，要想靠组织的有限力量继续维持和平，也就逐渐不可能了，因而，大的梦想既碎了，小的梦想也就不再具有成长为大梦的逻辑合理性。
墨家的集体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应用到个人，始终必须注意个体在群体中的独立性，个体不只是精神感召的追随者，也是物质需要的追求者。对其追随者，始终不能保障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一味的以精神万能说教，不仅是自绝于己，也是自绝于社会。那组织内部的培养呢？选取有志之士，来领导呢？这样想，又走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唯心史观里，组织的领导不能决定组织的成败，组织集体的全部才可以，内部培养也不能违背人的需求的基本原则。
墨家，以其先进的理念团结了一批人，迅速的发展壮大了。之后，又因其过分的精神苛求，无视社会现实、忽略或无法满足成为作为个体人的社会需求，又促使其自身组织的退化消解。大概，这就是墨家陌生而没落的一些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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